浅析辛酉政变的多样性特征

浅析辛酉政变的多样性特征

秦砖汉瓦

摘要：本文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着手，通过考察洋务派的形成、辛酉政变的发生过程及洋务派推动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因素，从而得出辛酉政变这一历史事件不但具有历史的反动性，而且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和进步性的结论。

关键词：辛酉政变  顽固派  洋务派  洋务运动

  1861年11月1日，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宫廷斗争，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或言祺祥政变和北京政变）。但，这起在近代中国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有关史著却只是从慈禧集团上台后，开始了与外国侵略者的“信义笼络”，实现了中外发动势力互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这一历史影响来说明它的反动性。然而，笔者根据自己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解和认识认为：具有特殊性的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重大的历史时间都具有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单纯从“反动”这一面来考察辛酉政变的历史面目，难免会有片面之嫌。因此我们在肯定其历史反动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其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上的进步性等方面的特征，这样才能对这一历史事件做出比较客观全面的评价。

 一、辛酉政变：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其洋枪洋炮的猛烈，最终把清朝“天朝上国”的威严轰得荡然无存，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两国签定屈侮的条约求得英法联军的退兵。这样，使清朝封建政权和封建统治秩序照旧保存下来。但是，这时的清朝中央却明显出现了裂痕，形成了两股政治势力。其中一股来自热河行宫，另一股来自北京。前者以随咸丰帝“驻跸避暑山庄”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为代表；后者以留守北京“办理抚局”[1]的恭亲王、钦差大臣奕䜣等人为代表。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英法联军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促使中国社会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中国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逐渐被破坏，涉外事物也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地增多起来。这时的中国极需要一个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领导集团来驾奴中国未来的局势。然而，清政府的实权却掌握在肃顺等顽固派手中，他们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末期守旧、腐败、昏庸的代表，他们的顽固守旧的思想必然与中国的客观形势相矛盾。 奕䜣则由于在北京一直主持“和夷”事物，积累了一定的涉外经验，加上思想较开放、新潮。因此，这位“不株守中国政治历史典籍上的教条”[2]政治家，便顺应了时代的政治需要，在清朝中史独树一帜，以他为首的洋务派最早从清朝上层建筑中分化出来。他们凭借着西方列强的支持与肃顺等顽固派相抗衡，围绕着权利轴心进行争斗。具体表现：在“和夷”这个问题上，洋务派竭力主张“和夷”以对付“心腹之害”[3]的太平天国运动；而顽固派由于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4]，在这个问题上与洋务派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另外， 奕䜣他们为了达到夺权的目的，上奏咸丰帝：“洋人退至天津，吁请回銮”[5]北京，好持“和夷”之功捞取权力。而顽固派为防大权旁落，则竭力阻挠，叫咸丰帝下诏：“天气渐寒，暂缓回銮。”后又以咸丰帝“体气未复”[6]为借口，阻挠咸丰帝回京。为此，双方矛盾越来越大，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形势的发展却对奕䜣他们一派有利，因为外国侵略者为了迅速兑现不平等条约，需要扶持一下这个日渐没落的腐朽王朝，共同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根据这个需要，外国侵略者一方面迫不及待地宣称要帮助清朝“剿贼”；另一方面又想在段时间内支持“表现最可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实权。”[7]以便跟中国政府交涉而进一步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由于奕䜣等人一直在北京“办理抚局”，在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因此，他们的势力大增并有压倒肃顺一派之势。

  此外，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其权利欲极强，她和奕   曾经指使御使董元醇等人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被肃顺等八大臣以“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8]驳回。为此，可以说奕䜣与慈禧相勾结形成反八大臣集团，已基本注定了八大臣他们垮台的命运。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年仅六岁的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咸丰帝遗诏：“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赞襄政务。”[9]辅助幼主。这更引起慈禧太后和奕䜣等人的不满。辛酉政变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即咸丰帝病逝不久，奕䜣便以奔丧为名赶到热河和慈禧密谋政变，两人一拍既合。奕䜣在取得英国公使的支持后，又联络在京拥有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在11月1日，即慈禧回京次日，发动了政变。“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听政”为名，罢免了八大臣的职务，并对他们作出了处斩和流放的不同的严厉惩罚。然后，宣布“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命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并为军机大臣。”[10]这就是这起宫廷政变的大致过程。而曾国藩等汉族军阀官僚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慈禧、奕  为了拉拢他们，政变后就命曾国藩“统辖苏、皖、浙、赣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曾国藩又保荐门下李鸿章“署江苏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11]从此，清朝放宽了重用汉人的禁例。曾国藩这些汉族军阀官僚也很快地相继进入了清朝的中枢行政机构，执掌机要。

 可见，辛酉政变是随着“夷务”（洋务）的发展而发生的历史事件，其结果加速了奕䜣、曾国藩等洋务派上台。因此，我们可以说，辛酉政变是洋务的伴生物，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近代清朝权力更替发展规律——随着“洋务”的发展而发展。

  二、辛酉政变：加速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催化剂

  辛酉政变虽然是一起中外势力勾结的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它无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性和反动性的特点。但是，我们评价任何一起历史事件均应以“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等唯物辨证史观进行。鉴此，笔者认为：如果只是说辛酉政变“使清王朝的统治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12]或它“开创了外国侵略者干预中国宫廷政变的恶例，使朝廷开始了和洋人勾结，共同镇压革命。因此，中国的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了。”[13]这种只是强调辛酉政变结果的一面之说，显然有商榷之必要。因为，它至少忽视了辛酉政变的另一结果，即加速了洋务派的上台，促使了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众知，洋务运动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发展步伐，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洋务运动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御作用。勿容置疑，由此可看出辛酉政变也的确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这一点我们不妨进一步用一个假设来说明：假如奕䜣他们没有发动这次宫廷政变，清政府大权继续由肃顺他们操纵，其结果会如何呢？可想而知，洋务运动肯定会难于兴起，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必然会受到严重的阻碍。因为，肃顺等八大臣这群顽固派是地地道道的封建卫道士，他们只知道死死抱住“祖宗之法不可变”这一宝贝不可放，把祖宗的那套闭关锁国政策和“天朝上国”的空架子完全继承下来。所以，他们“对于世界形势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盲目反对白人。”[14]他们正如魏源一诗所云：“为何海夷能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夷岛通市一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15]这种闭目塞听，愚昧无知之徒，也只能同普通愚民一样夜郎自大，认为西方列强只是“船只坚固，炮火惨烈，火箭威猛，除此三物，更有何能？”[16]而不愿意接受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而时代发展却要求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显然顽固派会成为社会发展障碍，必然会导致他们逐渐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的结局。

而奕䜣他们则截然不同。前面已述，他们由于较多地跟外国人接触，观念转变较快，对西方各国的研究较多，认识较为深刻。“发（太平军）、捻（捻军）之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清朝）之志，肘腋之忧也，治英又次之。”[17]这是奕   他们对国内国际情况的估价而提出相应的治国方针。作为站在封建统治立场的洋务派的这一方针，虽然有一定的反动性，但是说明他们毕竟对国外的情况有了较深的认识和了解。“臣等揆时度势，各国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佛（法国）、米（美国）从而依附之。”[18]他们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亦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因此，奕   对洋务派之精通和重视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洋务派的领袖。而地方洋务派对洋务的认识也较为深刻，思想更为开明。曾国藩认为洋务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19]；李鸿章则认为“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侮辱之资，自强之本”，国家“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20]；左宗棠也认为：“欲防侮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21]他们都把洋务都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对洋务运动的认识，洋务派从中央到地方都达成了共识，而且顺应了社会的发展潮流，致力发展洋务。他们的崛起和上台掌权，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诚然，洋务派的“师夷”目的是“自图振兴”[22]，以挽救垂死的清王朝，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清王朝覆亡的命运。而任何事物的变化过程均是从量变开始，最终才能发展到质变的。因此，对于刚打开国门的近代中国和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洋务派，由于时代和阶级性使然，我们不可能强求他们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变革会带来一定的质的变化。但是，他们能在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下，开始出现新思潮，能够睁眼看世界，并致力发展洋务这一新生事物，从而推动了近代社会的革新，这应是难能可贵的。而对于促使他们上台，使他们一直成为晚清的中心人物和政治灵魂的辛酉政变，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亦应从中值得肯定。

注释：[1] [5] [6] [9] [10] [11]《清史稿》卷二十，《文宗本纪》。

      [2] 转引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3] [17] [18] [2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十一。

      [4] 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7] 转引严中平：《一九六一年北京政变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

      [ 8] 薛福成：《记咸丰李年载垣端华肃顺之伏诛》。

      [12] 刘瑞方编著；《中国皇帝史》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

      [13] 陈玉清主编：《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4] 瓦德西：《瓦德西拳乱笔记》。

[15]《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16]《平夷录》卷七，见《鸦片战争》第四册

      [19]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四

      [20]《李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九

[2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