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花米团

小小花米团，一枚一分钱；五个串一串，好吃又好玩……

——题记

花米团，又叫“米花团”，它最初是以炸开的小米粘上糖稀用模子做成的。小米是谷子脱去皮壳后的籽粒，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谷“稻麦粟稷菽”中的“粟”。人们常用“沧海一粟”来形容事物的渺小，可见一粒米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小米经过加工做成的花米团，一个个圆圆的、鼓鼓的，精巧玲珑，光润明亮，犹如淡黄色的乒乓球一般晶莹。它虽然表面略嫌干燥粗糙，可拿在手里，轻轻的，光滑而又柔和。慢慢地搭口一咬，“咯咯喳喳”地奏着曲儿，像吃麻花一样脆酥酥的，带有一种甜甜的焦香味。

像这种花米团，在我小的时候，游乡收破烂的拨浪鼓常常带的。他们大多用一个薄薄的透明的大塑料袋子装着，一般就放在架子车车杆下那吊着的破麻袋兜里。按照当时的惯例，通常是拿破旧的鞋子或废弃的麻绳头来换；如果要用钱买，也就是一分钱一个。因为那时的钱特别主贵，一盒火柴才二分钱，一斤盐也不过毛把钱。生活中用到其他东西，人们常常舍不得花钱，都是物与物的直接交换。只有这日常的必需品，不得已时才计划着花。

记得那个时候，父亲是一个老烟民，四分钱一盒的白鹅牌香烟，他舍不得吸，只是在收烟叶的季节，自己捡拾些废弃的烂烟叶片，晒干后“珍藏”起来。每天下地干活的时候，取些带在身上。劳动的间隙，为了缓解疲劳，想抽上一袋，他就把它拿出来，或伸开衣服的前襟，或摘下头顶的斗笠，或掐片大桐叶，将其放上揉搓碎，捡去粗点的硬梗子；再从衣兜里掏出事先撕好二指宽的小纸条，裹成喇叭筒，点着吸。当然，这些小纸条大多来源于我们上学写乏了的作业本。

说到那年月的钱，当时乡间还流传着一个经典的故事。据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他想考验一下一个大国总理的智慧，便问当时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你们中国这么大，人口又这么多，到底有多少钱呢？”这明显是一个极其刁钻而又古怪的问题，但不答或答不好都有失大国的威严和风度。周总理沉着冷静，微微一笑地说道：“中国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尚不富裕，也就只有十八块八毛八。”尼克松一愣，有些不解，但看他很自然地答了出来，又有些吃惊，只好笑了笑。

现在想来，这故事的可信度值得怀疑。因为“十八块八毛八”，这明显是句土语，充满智慧而又颇善言辞的周总理是不大可能在外交场合中说出这样的话。但当时我国正在使用的人民币也确实就是这个数。有被称作“大团结”的拾圆，有手持火锥的炼钢工人图案的伍圆，有车间工人图案的贰圆和女拖拉机手图案的壹圆，还有五角贰角壹角和五分二分一分的角币与分币，加起来正好是十八元八角八分。分币除了少量的纸币之外，流通中大多使用的就是“钢镚儿”，我们一般都叫它“小零钱”。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一家一户过日子经济上都很拮据，像当时我那样半大不小的孩子手里很少有个零花钱。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到夏天，我都会和小朋友们一起捡拾爬蚱皮来卖。爬蚱皮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蝉蜕。那年月，也不知什么原因，乡村老家的那片土地上，这东西非常地多。无论是篱笆墙的棍头，还是大柳树的枝条上，甚至连庄稼地里正生长着的芝麻棵上，到处都是金蝉脱去的空壳。太阳一照，这空灵而又精致的神物，明晃晃的，小朋友们都争着捡拾。

天造万物，各有各的用处，但对于人类来说，有时就是一个奇迹。据说，爬蚱皮这东西能够入药，不但游乡的拨浪鼓上要，而且还有骑着车拿着个蛇皮袋专门收的，每三十个一分钱。这是大自然的一种恩赐。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为了这一分钱，兴致很高，每天捡拾乐此不疲。记得当时，和我一起捡拾爬蚱皮的小朋友，有个叫秋生的，他一身黝黑，高挑的个头，虽然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但他表现得既机灵又聪明。我们经常掂着根青苇杆，顶着个大荷叶，一起四处找爬蚱皮。捡了爬蚱皮，就用头上的荷叶包着。他眼力好、动作快，每次都比我捡拾得多。

有一次，我们一同卖过爬蚱皮后，他神秘地告说我，说经常在我们那一带游乡的王麻子是他的二舅，并说他二舅会做花米团，到它那里批发，一毛钱给十二个，可以卖一分钱一个，起了再卖，比捡拾爬蚱皮挣钱快，而且想吃花米团还能吃，他想试一试，问我现在有了本钱干不干。我刚开始有些犹豫，可回家一说，妹妹很高兴，她当即表示继续捡拾爬蚱皮来支持我，尤其是“想吃花米团”对我也颇具诱惑力，我就动了心。

心动不如行动，说干就干。我从奶奶那里找到了一个装棉花的大油纸袋，妹妹给我找了一个废弃的“矛盾牌”洗衣粉箱子，哥哥也愿意把他那辆老雕牌二八式自行车借给我，奶奶连夜在油灯下戴着老花镜给我缝制了一条蓝粗布口袋，袋口是穿根线绳一拉紧绷绷的那种，我把多次卖爬蚱皮的钱斟捣在一起，不多不少，看好五毛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第二天中午放学后，我和秋生各自骑一辆自行车，直奔秋生的二舅也就是王二麻子的家。

王二麻子的家住在我们村后的小王庄，从学校门前的那条路一直向东，五百米处过一个电线杆，路北是个大坑塘，靠着坑的西边沿，走过一段泡桐树凉荫，老远我们就看到了王麻子经常拉的那辆破架子车，车杆的下面绑着一块麻包片。原来这王麻子不是秋生的亲舅，只是秋生母亲的堂兄弟。不知什么原因，他孤身一人，只盖了两间土垛子起脊房，偌大一个院子敞荡着。我们到他家的时候，扎下车子，王麻子还正在屋里忙活着，听到外面喊“舅”的声音，他才从屋里走出来。

这王麻子，我先前也曾多次见过。他中等个，白净面皮，鼻凹里有几颗暗红色的麻子点，额头上有个平躺着的“川”字纹，像条小河；他说起话来总是带笑，一笑眼眯缝得只剩下两条线。一切看起来秋生都和他这个二舅事先说好了。王麻子把我们领进了屋，屋内乱巴巴的，几乎没有一点下脚的空。王麻子一边走，一边踢踢拉拉。我们前脚靠后脚，小心翼翼地跟着往里走。堂屋的后墙上悬挂着一张毛主席像，浅蓝的中山装，衣扣非常整齐。西山墙边放着一张软床子，床上摆着的是一个柳编的大簸箩，簸箩里盛的全是炸好的白花花香喷喷的米花花。两个房间用高粱秸秆织成的箔离子隔开着，箔离子门口还吊着一块蓝粗布破门帘。

做好的米花团就堆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大铁筛子里。铁筛子蓬在一口青色的条缸上面，那条缸就紧靠着箔离子。堆积起来的花米团，密密匝匝，一个紧挨着一个，相互地簇拥着、叠加着，像无数刚出壳的灵动可爱的小鸡雏，又像一堆堆黄白色的小球球儿，圆溜溜、光亮亮的，煞是好看。王麻子接过我们手中的塑料袋，他先一五一十地每袋数够六十个，最后又用他那只大手轻轻地捏起两个花米团，每袋又投进去了一个，那动作既潇洒而又娴熟。然后，他回过头来对我俩说：“你们过过数吧，每人五毛钱的。”

其实，在他数数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在一边目不转睛地一直盯着，心里也暗暗地过着数，明明看他已经数够了六十个，而后又多加了一个，于是便异口同声地说：“不数了，不数了，想着这当舅的也不会骗外甥呀！”王麻子笑了，额头上的那个“川”字似乎不多清晰了。他抿抿嘴，手上还沾有几粒米花，他在胸前弹了弹说：“这俩孩子，嘴还都挺刁的。你们都看见了，我也不容易。咱都是前后村的，还有一层亲戚关系，我不远不近，每人都多给一个，多这一个就是老舅的一点心意。好好干，我不会叫你们吃亏的，卖得多了，老舅还有更多的奖励哦！”

离开王麻子家，我和秋生都很兴奋。一路上，我们在商量着入村如何去卖。经反复酝酿，最终确定了“分进——包片——合击”的战术。也就是说进得村来，大致先确定每人各自的活动范围，分头转悠，最后再汇合到一起，看看销售情况，再做下一步的打算。要说想得还挺周到，但一落实便发现这做生意还真的不容易。别看平常一个个“叽叽喳喳”的像只麻雀似的闲不上嘴，可一到正事上，还真有些抹不开脸，嘴张了好几张，就是喊不出音。自己反复给自己壮胆，暗示自己这米花团又不是偷来的抢来的，鼓足了很大的勇气，才算大声地喊了出来：“谁买——花——花米团子！”

“谁买——花——花米团子！”这话一出口，虽然连自己也感到非常地僵硬、像变了腔调，没有一点点的韵味，让自己怀疑是否真的从自己喉咙喊出来的。但说句实在话，内心里憋着的一口气总算吐出来了，整个身体都感到畅快了许多，眼前的淡云仿佛一下子退去，阳光猛地一亮。紧接着，我又模仿者王麻子那神态和模样，在心里默默地喊上了几遍，第二次喊的时候，“谁买花米团子”这几个字便顺顺当当地组织在了一起，下面越喊胆越壮，慢慢地音高和音调都出来了，不但喊着顺溜得多了，听起来也变得柔和了。

第一次卖花米团，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只跑上了两个村子，我们在第二个村子里正碰上一家娶媳妇。那场面热热闹闹的，小孩子很多，而且后面还都跟着看热闹的大人们。我们一吆喝，便被围在了当中，小孩子们乱伸手，大人们只好掏出钱来，花米团很快地就被分散完了，最后竟然连麻子二舅多给的那一个，自己也没舍得留下，一同卖掉了。我们各自数数最终的战果，除了自己的本钱五角外，一顿饭的功夫，每人就赚了一毛一分钱。想想这收入，可是仰着头瞅上一天也难捡拾到的三百三十个爬蚱皮的价值，心里不由得美滋滋的。

回到家里，我放下车子，取过箱子放好，赶紧到灶火去吃饭，一切还都是热的。等我回头走出灶火，妹妹正扒开破纸箱，掂出塑料袋，伸着小手捡着剩下的一粒粒米花吃。我说了句：“你在干啥？”妹妹惊异地缩回了手，看我寒着脸，便说：“我看看你卖完没有？”我回应道：“卖完啦！”妹妹又说：“刚才我拾些碎渣渣，尝尝可甜了，可好吃嘞！”我心里一咯噔，顿时觉得不好意思。心想，真是太慌张了，怎么没把麻子二舅奖赏的那个留下来给妹妹呢，我有些惭愧了，于是我对妹妹说：“下次哥哥给你留个最好的！”妹妹笑笑说：“我争取明天多拾些爬蚱皮！”

第二天，刚从王麻子那里批回来，我就先把一个自己认为最好的留下，装在了一个大口瓶子里，在枕头下藏好。等我游乡回来，一到家，车子还未扎稳，妹妹就手托着一张大荷叶，上面堆着十几只晶莹透亮的爬蚱皮，向我走来。我赶忙接着，从小西屋靠里墙的枕头底下拿出了那个大口瓶，交给了妹妹。妹妹洗洗手，将花米团从瓶里取了出来，看看我。我说：“吃吧，这是哥哥奖励你的！”她刚咬一小口，还没顾上嚼，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对我说：“哥哥，你还没吃吧？”我说：“吃过了。”她那黑黑的眸子上下滚动了一下，说：“你骗人，你不吃，我也不吃，我要看着咱们一起吃！”

实在是瞒不过，我和妹妹一起分享了那个圆圆的、甜甜的花米团。不过，后来很快我们在批发的时候，便改成了一块钱的，麻子二舅没有食言，他每次都多给我们每人两个。这样，回头再吃的时候，我和妹妹都能各自享受到一个了。又过了没多久，由于天热，我发现花米团卖到最后有散团的，便和妹妹一起商量着等卖完以后再吃。这样，我们虽然最后吃到的都是些散掉或成块甚至是成粒的，但我和妹妹一直还是兴致不减。

在后来的叫卖过程中，我们又想法改进了销售策略，用针和线把花米团五个一组地串起来，为防止下端脱落，最下方缀上一根或红或黄或绿的小纸条；然后在车把正中间拧上一根硬铁丝，顶端再捏上一两个小弯弯，挂上个三五串，微风一吹，飘飘扬扬，正如一团团梨花，又如抖动的飞絮。进村有人的地方，无须再扯着嗓子大声地吆喝，俨然成了赫然在目的招牌，而且颇具诱惑力。

记得当时，卖花米团的套路熟络了，我和秋生还把卖花米团的“口头禅”编成了顺口溜。秋生多用“花米团，花米团，不甜不要钱”，既简练生动，节奏明快，而又通俗易懂，强调了花米团“甜”这一鲜明特征。在秋生编造的基础上，我又改成了“小小花米团，一枚一分钱；五个串一串，好吃又好玩。”它除点明了价钱之外，又突出了多销、好玩等特点。总之，这两种说法既朗朗上口，又容易记忆，特别是“钱”和“团”字还带有儿化韵，听起来响亮而又悦耳。那些屁颠屁颠的小孩子们学得很快，也前后跟着我们喊，简直就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

现在想想，两辆老雕牌飞鹰自行车，车前一串串花米团和着随风飘动的小纸条，车后各自带着个方纸箱，两个小伙子兴高采烈地穿行于村村的大街小巷，一阵接一阵悦耳响亮的吆喝声，引来了三五成群的小伙伴，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那又真是多么惬意的实在事。就在那个夏天，除了散团的吃掉之外，单说我就赚了五块多。五块多钱在今天确实不足挂齿，可在那个困难时期，我不但给自己和妹妹添了上学用的笔与本，还好几次地给奶奶买了火柴，尤其是给父亲买了一条白鹅牌香烟。虽然父亲责备了我，最后又送了回去，但看得出他从内心里还是很高兴。

岁月匆匆，今非昔比。如今，钱的使用单位最低已经是一“元”了；少过一元的，通常谁也不会在意。现在有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毛”和“分”，但它早已只是一个虚拟的象征单位，在具体的实际交易中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不外乎人们感叹社会变化真快啊，先前上街揣上十元钱，吃顿饭还能买些其他东西，说不定囊中仍有剩余，而今天拿上一百元上街，一定会感到囊中羞涩，连大气也不敢出。

春节前，在整理旧物时，我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发现塑料花背后，隐隐约约地好像有什么物什。我轻轻地移开花束，原来是一个青色的硬塑料“储钱罐”。这储钱罐的造型是一头“小肥猪”，它的两只耳朵向后抹抿着，不长的尾巴打着卷儿，一张大嘴向前拱，上面两个圆圆的鼻孔显得很滑稽。这是女儿三岁生日时我给她买的玩具，那拱着的嘴巴和圆圆的鼻孔处正好是储钱罐的开口。

我拿起来一摇，“哗啦啦”地作响，听起来里面还真有不少存货。拧开口，我倾其所有，一下子倒了个底朝天，那些可爱的钢镚儿，似乎憋闷得太久了，猛地一解脱，高高兴兴地闪着光亮，撒欢似的在桌面上四处乱跳。有缘纹带着国徽的，还有圆边中间开着牡丹花的。我把它们一一地聚拢在一起，新新旧旧，大大小小，薄薄厚厚，总有百十枚之多。

看着桌面上这些银白色的分币，想想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幕幕场景，我感慨良多。尽管现在物质生活与原来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我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甚至在使用金钱的时候，总感到缺少点什么。特别是面对本该幸福的生活，精神上有时却表现出的是一种疲惫与黯然。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但想起小小的花米团，是它曾经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和欢乐。“米”能开花，这不仅是它本身的能量，它也要借助一定的环境。米花抱成团，串成串，不仅是经营之道，我想也是人生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