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应当这样

“读史”应当这样

毋庸讳言，我对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偏爱几近崇拜。我一向认为，崇拜没有什么不好，只要不是那种盲目的或自恋式的个人崇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不想评价一位农民对“东方红，太阳升”的顿悟和理解，也不愿大谈什么不落的“红太阳”，更无须过多地去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因为我知道歌词里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比喻；太阳的或升或落，其实是天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试想没有日出日落，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又该如何过活。我知道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但没有领袖的作用，积贫积弱的国度很难说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我还知道《东方红》作为一首经典歌曲，早已融化在人们的血液里，早已载入人造卫星、响彻环宇。

前不久，有人诋毁毛泽东他老人家。作为一个“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的公众人物，我认为的确不应该。对此，很多国人都表示了极大的惊诧和愤慨。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做法，不仅与其身份极不相称，还有损国家的形象，让和谐的人们感到非常地不舒服。一个人无论如何得意，也不要忘记自己王二哥贵姓。一旦得意忘形，忘记了自己姓什么，信口胡说，那还像什么样子，只能像猴一样的被人耍。但稍有人心者，在正事还干不完的今天，谁又会有兴趣看耍猴呢？

伟人毕竟是伟人 。天道不可违，人心不可欺，逆天者只能是自己作践自己，诋毁者最终还是自己毁了自己。伟人的风流业绩，始终犹如一座丰碑矗立于天地之间。曾记得郁达夫先生有一句名言：“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鲁迅先生似乎也说类似的话。看来对历史做出贡献的英雄们永久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戴。历史是从远古一步步走来的，任何事情都是有渊源的，人不论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本。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明君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英国哲人培根也曾说过“读史，可以使人明智”。我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毛泽东的孙子毛东东谈自己家的家训是说，“爷爷始终教育家人要夹起尾巴做人”。我想，那些所谓的“才华横溢”、但最终露出“尾巴”的小狐狸，还是“夹着尾巴”蹲在某个角落里，好好读一读历史吧！

说到“读史”，我们都知道作为思想家、战略家、政治家的毛泽东，一生酷爱阅读史书。煌煌中华文明“二十四史”，可谓是汗牛充栋。据说毛泽东就曾看过多遍。他读“二十四史”绝不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而是圈圈点点，做了大量的批语，而且多为深思熟虑，可以说是见解独到，无与伦比。据他身边的人回忆，毛泽东晚年尤其爱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厚厚的书本硬是让他翻得破破旧旧，有些地方还做了一些修补。古书记载，孔子读书“韦编三绝”。“韦”是用来穿竹木简的熟牛皮条。连坚硬结实的熟牛皮条都断了多次，可见读书读过多少遍。从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和治国理政的实践来看，他过人的智慧应该说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从“读史”中汲取的。

最近，闲来翻阅《毛泽东诗词选读》，还真有一首题目标着“读史”的诗词，词牌好像叫做《贺新郎》。我虽然教了近三十年书，但不太懂平仄诗韵，只知道写词不叫“写词”，而叫“填词”。这其间的曲曲弯弯、扭扭捏捏，我真的拿不准。所以只好就文辞大意，来一回“贺新郎”了。诗本来就难以“达诂”，“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实属正常。但我以为，智也好、仁也罢，对于诗词本身来讲，首先应该是大体上能够说得通的，绝不能以辞害意、望文生义，甚至断章取义。忠于诗词，就是对作者的尊重。至于个人的感想和发挥，那是另外一回事，它最多只能算是读者自己受到的启发而已。

历史，在没有特别限制的条件下，一般应该专指人类的历史。所谓的“有史以来”，也就是说自从有了人类以来。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的理论，人是从猿猴变来的。至于如何变，恩格斯似乎非常强调“变”这一过程中的“劳动”的作用。所以，毛泽东开篇就说：“人猿相揖别。”不难想象，从猿到人的变化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艰难的渐变过程。而伟人却说“人猿相揖别”，似乎人与猿的分别很简单、很短暂，只是一个“揖”字。“揖”就是“作揖”，打恭或拱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握握手或挥挥手，意思是拜拜了。不过，单看这个“揖”字，好像还是很有礼貌的，大有依恋、依依不舍的味道。“揖”字确有表现人与猿的不同之意，从原始洪荒到人类文明，世界真的是大大地进不了。这个“揖”一定是人对猿，而决不是猿对人或两者相互。这看是极为简单的动作，却意味深长。

但仔细想想，人猿的分别真的就像诗人描绘的这般有趣吗？漫漫长路，分别的当儿，谁能说清哪个是猿哪个是人呢。这明显是一种诗化的概括。可见，诗人的心胸是多么的伟大，视野是多么的开阔，情感是多么的丰富而有趣。这不由地让我想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的开头几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与猿相别和与云相别又会有什么不同呢？相信在语言还未出现以前，一定是同样的轻轻、同样的默默。但我想，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尽管才情横溢，却也难比伟人的博大与深邃。

“只几个石头磨过”，刚刚走出森林、走出山野的人类，面对茫茫的旷原、嶙峋的怪石，为了生存，只得选取一些大小适宜的石块，用最原始的方法，简单地磨制成生产或劳动的工具。这些工具无需多想，一定是粗制滥造，而且一般用于饮食或为了获取饮食。当然，到了后来，随着人脑的发育，石器的质量会有所改进，数量也会有所增加，根据功用的不同，一定会有形状各异用法不一的分类。尽管再多，但对于石头来讲，仍然只能是极少数。要说此句用的最妙的，应该就是那个“磨”字。“磨”不仅是说当时的工具简陋、工艺简单，而且也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即新石器和旧石器时代，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漫长及其应有的作用。这看是人类的“小儿时节”，即童年时代，“磨”却也有其独到的妙趣和乐趣。磨的不仅是石头，也有心智，还有悠悠的岁月和无尽的时光。

“铜铁炉中翻火焰”，一句话，七个字，就极为简练地写出了人类前进道路上的三种重大的发明与创造：火，铜，铁。虽然最早的火，应该来源于自然的雷火或石火，但钻木取火，人类分明已掌握了燃火技术，这比单一的改造纯天然的石头又进了一步，就更不要说青铜和铁的发现。炼铜、冶铁技术的发明，使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从目前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来看，人们早期使用的器物还很沉重笨拙，但很多已经有花纹和简单的符号文字的出现，说明人类已步入相当文明的社会。

诗中一个“翻”字，用得十分有趣。“翻”即翻腾，也就是倒腾。说得通俗些，也就是摆着玩、乱着玩。这么有智慧的发明与创造，伟人为何说是倒弄着玩呢？是自相矛盾，是嘲笑和蔑视，还是作者故意而为之？似乎令人不解。其实，与上文一对照，你就会立马发现，这一“翻”字，正好同前面的“揖”和“磨”相照应。“揖”幽默中含有几分庄重，“磨”踏实中带有几许造作，“翻”浪漫中更有几多趣味。这恰好符合“小儿”的心理与神态。再往深处想，这少年的心理与神态，正是诗人天真的表现。看是天真，其实是一种成熟和轻松，一种稳健和持重；一种高屋建瓴，一种举重若轻。据说该诗发表于伟人去世后两年的一九七八年，写于一九六四年。按写作时间来推算，此时的毛泽东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真可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类早年的历史，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或有记载但语焉不详，大多只能靠考古发现，相当部分内容不得不依仗人们的逻辑思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猜”。漫长的历史，靠猜，与原本事实的出入一定会很大。因此，诗人说“不过几千寒热”。寒来暑往，暑来寒往，日月如梭，四季轮回，在人们感到一热一冷之间，一年一年也就过去了。这“寒”和“热”，应该说也都是诗人文学的笔法、诗化的概括。一个“猜”字，决不是说考古的意义不大，而是感叹人类历史的漫长，对大量历史信息因缺少必要的证据而无法采集和研究，深表遗憾。

“人世难逢开口笑”，意思大概是说人的一生，忧愁烦恼相伴，生老病死难免，很少有舒心畅怀、开口大笑的时候。“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战争来解决。纵观人类的历史，在社会发展的早期，一方面由于物质财富的匮乏，另一方面加之统治者的贪欲，为了部落民族的发展，为了统治者的私欲，争夺土地、争夺女人、争夺财物，部落间的战争不断。当然，流血牺牲也就是司空见惯的事。诗中的“开口笑”与“弯弓月”既是一种形象的写法，也是一种鲜明的对照。它着重突出了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是多么的沉重和艰难。记得鲁迅先生曾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叙述刘和珍等人请愿遭到残暴虐杀之后写到，“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词在上阕的结尾，用“流遍了，郊原血”六字收束，给人一“血淋淋的历史”之感。人类前行的历史，尽管脚步越来越铿锵，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始终以劳动开创历史，以生命书写历史。读到此，我不禁想到了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仿佛看到了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听到了“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未闻中国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呼声。 翻阅《毛泽东诗词选》，《忆秦娥·娄山关》是描写长征途中进军和攻下“娄山关”前后的情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当然，这里以虚写实，硝烟味不是十足，但通过词句描写烘托的景象，相信读者都能感受出来。毛泽东的读史，应该说是有其深厚的生活感受做基础的。当然，历史发展到此时此刻，战争与流血早已超越了狭隘的个人私欲，从而上升为一种民族的意志了。

跟着伟人读史，我们读出的是轻松与快乐，我们读出的是深情与厚重。我们懂得的是劳动与创造，我们理解的是关怀与厚爱。“一篇读罢头飞雪”，历史的悠久与旷远，人物的渺茫与迷惘，世事的艰难与沉重，读罢怎不让人有头顶飞雪之感。作者的思绪犹如“无边的落木”萧萧而下，恰似“不尽的长江”扑面而来。诗人说“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这“斑斑点点”和“几行陈迹”，正是从遥远而深邃的历史天空中飘落的几片雪花，也是伟人读史读来的重大收获。说是“斑斑点点”即可看作是伟人的谦虚，也可看作读史的不易。浩繁的事实史料，若披沙淘金，如果不加以甄别，去伪存真，就很难得出真知灼见，并拿来为我所用。“几行陈迹”好像表面是说粗线条地看，历史也不过是老套路旧思维，陈年枯梗。其实不然。毛泽东读史历来是“观其大略，把握精髓”，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下面我们不急于分析毛泽东在这首诗中的史识和高见，先看一下他对项羽和曹操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关于项羽，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写到：“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这首诗里，不难看出，写项羽的重点诗句就在颈联上。而对颈联的理解，我个人以为关键在于一个“宜”字。“宜”是应该和适当的意识，办事情最讲究时机与时效。当时，早已不是“小米加步枪”、也不是大决战的时候了，而是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捣黄龙府”的时候。那么该怎样办呢？诗句讲得也相当明确，“追穷寇”“不沽名”。从诗句来看，毛泽东对项羽的评价是沽名钓誉，但我觉得理解这句诗，“霸王”一词也至关重要。“霸王”在古代很多时候是分开来讲的。“霸”是霸道，“王”是王道。霸道是武力争夺天下，王道则是以仁政收获民心。攻占南京之时，民心已在我，只需动用武力，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了。“西楚霸王”这个名字很好，只可惜项羽未能用好。

关于曹操，毛泽东在他的《浪淘沙·北戴河》中曾提到过：“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皆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该词下阕“魏武挥鞭”

中的“魏武”即是魏武帝曹操。正面写曹操虽然字数极为俭省，历史上的曹操并没有称帝，魏武是其儿子曹丕称帝后对他的加封，但从毛泽东称其为魏武来看，毛泽东还是肯定曹操的志向的，“挥鞭”是一种极为潇洒的励志动作。面对萧瑟的秋风，不同的是当年“何其淡淡” ，而现实却是“白浪滔天”，一只小小的“打渔船”，意味着换了人间。虽然都含有个人的志向，但劳动者的出现，让不同时代的伟人境界有别。

再回过头来，看看“读史”中诗人的独特体会。“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这是毛泽东首要的见解。他直言不讳地认为，历史上“三皇五帝”所谓的“神圣事”，是后人造出来的，是虚构的，也就是说是假的。这和传统的历史观是大相径庭的。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神奇圣明的帝王们，也只是世间平凡的人，他们并不能拯救任何人。拯救自己的只能是自己。一切夸大和崇拜都是毫无意义的。从这里来看，毛泽东也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桥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这句话是说历史上真正的风流人物，是得到人们拥护并领导人们自救的——盗跖、庄桥和陈胜。历史是人民开创的，流血也应该为自己而流。读到此，伟人对历史的看法，到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伟人——鲁迅先生的某些见解。鲁迅先生在他的一篇杂文里好像说过，整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哲学就是瞒和骗，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阴谋诡计。鲁迅先生在他的另一篇杂文《灯下漫笔》中，把整个封建历史很有趣地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仔细想想，两位伟人的两种观点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味。

《贺新郎·读史》，该词的结尾只有六个字：“歌未竟，东方白。”有学者认为，这两句语意双关。一是指作者沉浸在吟咏历史的情景中，意犹未尽。这里的“歌”，学者明显认为是毛泽东的吟咏。二是指历史上的风流人物歌也歌不完、唱也唱不完。如今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人民当家做主人，世界的东方犹如旭日升起，光华万丈。就我个人理解，我以为此结尾不必理解的太复杂，其实“歌未竟，东方白”，正是“雄鸡一唱天下白”之意。“歌”就是鸡鸣。本句的意思就是鸡子叫声还未结束，东方已经泛白发亮了。当然，要说鸡的寓意，可以联想的典故确实很多。祖逖闻鸡起舞，闻鸡鸣明显有励志之意；雄鸡报晓，也不乏自强不息的味道。据说古代还有“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的说法，这多少与上阕结尾的“流遍了，郊原血”的前仆后继相呼应。至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鸡叫一声撅一撅”的传闻，就不再说了。

总之，从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读史”来看，读史最重要的是史识。也就是说，读书要思考，要识大体，要与现实结合，但不要过多的引申。一味的生发，就会变成“无中生有”。譬如，网上就有人由盗跖庄桥陈胜等起义领袖生发开去，联系到历朝历代农民战争，结果得出毛泽东的这篇“读史”是为阶级斗争作张本的，进而联想到如果该诗在文革中发表，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上纲上线的做法和无尽的发挥都是不足取的。立足文本，立足事实本身，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一种自尊。读史是如此，做人不是也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