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不知身是客

转自：蔡静

一

每个少年都爱异乡人的传奇岁月，然而身历其中，少了平实细密的生活质地，再强烈的悲欢也只留下影影绰绰的印象。那一点稀薄的怅惘，就是所谓的“天涯若梦中行耳”。

有次深夜下了节目，匆匆地收拾书信磁带，一侧脸，玻璃窗上映着我的影子，只看到脸的上半部，仍然是十四五岁时的面容，什么都没变。窗外月华无声，过去的，只是浩浩荡荡的年华。

一定要追本溯源的话，我与广播的牵连便从那时开始。北方的黄昏总是拉得很长，夏天的帘子挂着，被晒得褪了色。外面人语喧哗，我们住在母亲执教的学校里，每天都有大群的小孩子在院子里玩。我从早到晚地开着收音机，偶尔听“中广”，听的多的是“亚洲之声”。“吴瑞文、谢德莎、申婉、林贤正”，隔了海，也觉得那名字里有家常般的亲切。屋子里光线很暗，白天也开着台灯，写字台上面的墙上，挂的是美丽的画——雪白的窗台、打开的窗、漫山遍野的蔚蓝——那是当时的我能够幻想出的惟一的未来。没有人顾得及我，我也就自顾自地过下去了。

二

到长沙念书十分偶然。母亲只担心我从不吃米饭的，但想想至多受几年的苦就回来了，何况那一届同乡也多，也就放心让走了。火车咣当咣当走了3千里路，我们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一片一片的湖水，十分惊喜。

我对大学时代殊无留恋，不过只有那段时间是有狂热梦想的。我被那种过分明亮的光照耀着，它暂时改变了我安静羞怯的天性。当时湖南省的电台里经济台是光芒四射的新锐，其中主持人的代表是《夜渡心河》的尚能，锋头一时无俩，在大学生中亦是十分响亮的话题。有次我参加的比赛，他是评委之一，给了我最高分。这大概让当时的我有足够的勇气写信给他，希望可以做暑假的客座主持，信写得十分文艺腔，还附上了所获的种种奖誉。可笑，也有几分“世路无忌”的大胆与诚恳。

他很快给了回音，要去面试。几年之后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十分暑热，我穿着海军蓝的裙子，背着同色的双肩包，一路问过去，到处是嗡嗡的、不相识的人群，太阳把柏油路面晒得软粘粘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以后很长时间我每天途经那条路时还免不了那种怔忡不安的印象。

后来的那个暑假很吃了一些苦，但因为年轻，连痛苦也成了诗意的一部分。一个人住在高高的6楼顶端，养着一盆半枯的兰花，不由时时想起李贺的“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高楼上时常断电停水，但一到傍晚，就一定有一场大雷雨。把花搬出去浇一浇，可以看到满天的暗云滚动奔跑，飞鸟就在身边惊惶逃窜，我张开双臂，把手插到粗糙的、新鲜的、迎面而来的、浩浩的风里。

我做的节目在深夜的最后半个小时，我叫它《另一种声音》，是那个年龄的梦想，苍白、洁净。下了节目骑车回去，有时候夜里下一点仓惶的雨，飞灰似的轻微的一点，寒丝丝的，钻到眼睛里，在那一点孤单的凉意中十分清楚地觉得自己的手、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存在。

我一直是有些女学生气的，电波里的声音也大致是这样。虽然只是谦卑，但乍听上去却是无来由的狷介，其实只是于人情世故不大通。从小至大与人的对话都是客气而有限，“好”、“谢谢”、“对不起”。面对面低低头就过去了，别人看着我，眼睛里也有隔了几千里的神色。对着话筒，因为有了安全的距离，倒是可以说说心腹话，也常有知己之感。

《另一种声音》只做到9月份，最后一期在中秋节，再不无眷恋也到了结束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与音乐传到风里去只是一些细小的声音，在万家灯火的夜晚渐渐低了下去。两年之后，有人抄了那晚的开场白给我——她一直保留着那期节目的录音。那种心情，像是和失散了多年的一个亲人重逢。尘满面、鬓如霜了，当初那点心还看得分明。在日后的忧愁负担里，还是石子一样青色的一点回忆。

三

毕业考过了，都在打点行装，谁都装着没看见分别，只嚷嚷着自由了，但那种自由的压力越来越沉重，临到头了大家都惶恐起来，我和同寝室的女生每晚外出看影碟到凌晨，回来“啪啪啪”拍门——像一个人喝醉之后的放肆。开门的阿姨也并不恼，脸上有一丝怜悯的神气——离别她看得多了，然而还是不免凄凉。我总是最后留下来的那个，父母尽管惊诧生气，也总想着吃上几年苦自然就回来了，也就任由我去。这时候我已经在文艺台做了半年的节目，是知道开办文艺台的消息时自己跟台长联系的——我难得有这样的机灵，但其实也只是下意识的举动。安身立命的大事在这样偶然的一念之间，想想不免有些惘然。

全新的电台总是有意无意地给了年轻人鼓励，有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桌子，就有生了根的感觉。下午的阳光大片大片地铺在桌上，宽大的水磨地，窗子上的蓝布幔子，都是老东西，但看着有一种清新的喜意。播音间自然换了，我把双肘搁在调音台厚厚的皮子上，“这次是我的了”，我喜不自胜。

起初做的是流行音乐，因为是做惯了的。但凡事到了熟极而流那个程度，用的心就少些。我感兴趣的还是人——他们的悲愁，他们的笑，他们的沉默。不久之后我在《相约在黄昏》里接触到了这些人。那只是一档简单的点歌节目，但却像是一出出世态剧，每个人说的各不相干，打成一片就是现实里一个个活色生香的人，喜乐哀愁都是真的。浓厚的空气里有几分“天涯若比邻”的味道。下了节目天还没有黑，暮色苍茫的云海边缘含着一半没有坠下去的落日，是心底那一点微温的红色。

那时我在外面租了房子，每晚骑车回去，在门口的小木房子里吃一碗滚热的白粥，勺子在碗底擦着沙沙的糖粒，有一小碟榨菜，十分可口。吃完了也还恋着黯黄的灯光和街上直泼进来的闹嚷嚷的人声，不肯回去。不上节目的休息日，一遍一遍地拖着地板，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月亮的晚上，楼下嘈杂的市声渐渐沉淀下去，越发觉得那房间满满的都是虚空。地上一点月光的影子，有香烟的烟雾那种迷离的蓝。我想我要做一个深夜的节目。

四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夜色温柔》时，是1995年的l0月1日，中秋节之后没有多久。那个秋天有一种十分洁净的快乐，我常常把刚摘下的新鲜的桂花带进直播室。那是秋天，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金色的稀稀朗朗的桂子在高高的天底下摇着，有时候沙沙地落一阵子，像骤雨一样披在行人的身上。走在人群里四面八方都是乱纷纷的人，可他们现在是自己人了。我知道我是被爱着的，那爱不染渣滓，是深秋里干干净净的天。即使在深夜，满天水钻一样晶明的星子的后面，也还是这天，不会变。

大抵一个异乡人年长后再要融进一个城市，倒不是意志的问题，因为有距离，彼此看得分明，不容易爱起来吧。往往心灰意懒，只有拼命练就铜头铁骨，在世俗名利场中， “虽千万人吾往矣”。当然这不是不令人佩服的，然而总不免悲凉。不过做电台节目却有一种“世法平等”的味道，寂寞的人，谁跟谁都没有不同，在节目里看得多的倒是相似的灵魂。

很久以前节目中有位听众说起旧事，文革时他还是少年，饥饿之中偷吃人家园子里的胡萝卜，一面被人追打，一面往嘴里塞。几十年后他一切都有，还一遍遍低声说，“我忘不了”，话语中仍有当年涕泪交流的酸楚，多年后的耿耿于怀只为无人肯给一个少年些许的慈悲，至今想起还是忧患如新，令人悲悯。在节目中听得多的就是这样寻常的世俗悲欢，日子久了，就有了一份朴素的知心。原先的讥讽、炫智与浮华到后来都化为一点温柔敦厚的同情，像是古人说的“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

后来几年的冬天都下了大雪，在屋子当中生了一个小炭盆，隐隐的红的火，看不到火焰，都窝在灰里头焐着，上头坐着一点胡子酒。冰天雪地里格外觉察到这点暖意。让我想起节目中一个听众讲的故事，他少时贫寒，读书要翻山越岭，有天大雪中他和邻家女伴同行，朔雪寒风中，终于体力不支昏倒，醒来时，发觉自己双脚被包在那女孩怀中，她在昏迷时仍紧紧护住他的双脚。静夜里他将幼年事缓缓说来，字字分明，令人心酸眼热。寒微素朴、困厄危难中，方见命运之无常、血身之伟大。

所谓的爱，不过是如此。

有一次傍晚下了雨，匆匆地赶车回家，站在公共汽车的窗口，头顶密密的叶子响，天光还很亮，仰头望上去，天白茫茫地像极“天道无亲”。车经过劳动路时，有一段残破的白墙上刷着几个鲜红的大字，“我住长沙，我爱长沙”。世界像落雨的荒原，这残垣断壁上却刻着红底金字的爱。满车的人在雨里奇异地沉默着，我忍了很久的泪，还是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