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
父亲曾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
韦元龙
五十年代，我父亲韦正华先生曾经在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读书三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四年。毕业时，全体毕业生受到第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的亲切接见，同时还合影留念，那张珍贵的的照片至今任然悬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小时候，父亲告诉过我，他在大学工作的时候，是担任政治理论教员。
父亲留校后，就回贵州安龙老家把我母亲接到北京。据母亲回忆，当时她在家卖了一些粮食，换成粮票，村里又多给了50斤，然后坐货车（那时候没有客车）绕晴隆24道拐，到安顺乘火车到北京。母亲说，那时候坐的是硬座，整整坐了10天才到达北京，脚背都肿了。现在有特快，一天半时间就到，整整缩短了7倍。如果通了高铁，那就更快了！毕竟60年了，漫长的60年；毕竟已经60年，60年弹指一挥间！
当时母亲的户口还没有迁到北京，没有工作，只能帮一个服装厂做外包活路，帮他们锁钮眼，一个一分钱。一天做到黑就是锁好40个，那几个月，只有一天锁得50个。
“一天4毛钱够生活吗？”我问。
“不够，只能补贴一点家用。”母亲回忆说，“那几年恰好遇上全国饿饭，生活很艰难。你父亲去找学校解决我的户口问题，学校说解决不了。后来你父亲就去找学校说，既然解决不了户口，就请调回贵州工作。当时学校安排到贵阳，你父亲又说，贵阳离家太远，还是回老家吧！于是就回到安龙县委宣传部上班。”
1965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就出生在十里荷花池畔的安龙县委党校。
然后就遇到文化大革命。我父亲不想参加如何派别，就躲到老家龙山。为了谋生，就扛着扁担，横跨龙头大山，到贞丰县挽澜乡窑上村挑坛子，换点血汗钱。
有一个买坛子的老板一眼认出父亲，很诧异地问：“你是不是安龙县委宣传部的韦干事啊？”
我父亲很淡定的撒了个谎：“不是啊，人有同像，货有同样，你可能认错人啦，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怎么会来挑坛子呢！”
文革过后，父亲到安龙县洒区公所上班。当时搞黑板报，党办主任是小学文化，弄得满头大汗还写不了几个字，我父亲看不下去，上去帮忙，三下两下，就把一块黑板报弄好了。于是党办有什么文字活路就喊我父亲，被人们戏称为：“党办第二秘书。”后来父亲到普坪区委当秘书，后来当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1984年撤区并乡建镇工作开始，父亲调任安龙县畜牧局局长、党组书记。
1997年，刚退休几年的父亲，因脖子患舌管囊肿，在安龙县人民医院动手术，被两个庸医造成一级医疗责任事故，不幸踏荷西去。那时正是盛夏，荷花盛开，荷花的艳丽充满我的周遭，荷花的芬芳冲塌我的双眼。父亲的灵柩安放在安龙烈士陵园，那郁郁葱葱是松柏好似他多年对共产党无限忠诚的信念。
60年后，我和妻子儿女来到北京，除了瞻仰京城的博大精深和凛然的威严，更多是对父亲不尽的哀思和无穷的惦念。
父亲坎坷一生，有过辉煌，有过黯淡，但却不贪不贿，一生清廉，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过世时，我清理他的遗物，在他经常穿的那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里，搜出一把人民币，数一数，仅仅几十元！这点钱我留下了，这就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中山装焚烧了，让它随时随地陪伴在父亲的身边。
如今，父亲长眠于地下，我们奔劳于天地间。
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你是否还在继续追寻共产主义信念？
今天的我，无牵无挂，携着家眷，游离在国家政坛的边缘。
我知道，我的事业不仅仅在中国，我的梦幻在世界的峰巅！
2014.7.28.17:00手记于T150贵阳至北京西特快列车
2014.8.17.11:11誊抄于贵阳红豆杉寓所
（北京手记之二：父亲曾经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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