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乡村小说的创作

一 “新农村建设”与乡村小说

1、现实乡村对文学的意义

我生活在乡村，耳闻目睹了很多的人和事，真让人触目惊心、感慨万千。这些年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绝大部分人有一种“自满自足”的心态，但背后隐藏的问题和危机非常严峻。我有这样几点最突出的感受。一是农村政治的散沙化，村委会、村支部这样的基层政权已基本丧失了它的领导力、号召力、凝聚力；二是农村经济困境化，农民主要靠种地和外出打工维持生计，勉强度日尚可，但一遇到婚丧、盖房、上学、看病等等大事，就一筹莫展。三是农民群体的边缘化，农民成为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一进入市场经济就处处碰壁吃亏，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四是农村文化的“殖民化”，农村社会经过几十年来的战争、革命、运动，固有的传统文化早已破碎和消失，即便有一点残存也已完全变味。而多年来的乡村城市化进程，城市文化蛮横入侵，无情地吞噬和异化着乡村文化。农民纷纷逃离农村，农村文化弃之如敝屣，乡村成为一个个庞大的文化“空巢”。而这最后一点，是不能不让人感到痛惜和忧虑的。

喊了多年的“三农”问题直到今天“新农村建设”的提出，理论上已讲得很多很多，不别赘述。我自己的感受是，当前已得到全民共识的“新农村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调整，这个调整已经晚了、慢了一点，现在是刻不容缓。它的发展如何、成败与否，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得失。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是全体国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肯定是漫长的、艰难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乡村小说，我就觉得它太软弱无力、僵化落后、小打小闹了。当然我也承认当前还是有很多不错的乡村小说的。

农村、农民、农业——即“三农问题”，确实是当前中国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并且已经成为影响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农民与城市人的生活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农业的效益与工业和服务业的效益难以相比。中国的改革本来是从农村开始的，可现在农民却陷入了艰难之中。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村改革就基本停滞了。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如何减轻农民的负担、如何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等等，成了社会话语中的关键词。如果解决不好“三农问题”，我们通过20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有可能毁于一旦。在城市变得日新月异的今天，八、九亿农民却过着艰难而沉重的日子，所有具备责任感的人都不能不作深刻的反思，作家当然也不能置之度外。因此，“新农村建设”为作家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为精彩作品的诞生创造了机遇。

2、对“乡村小说”概念的理解

写农村和农民的小说，在诸多概念中，“乡土小说”用得最多，但我觉得它着重强调的是地域特色、民情风俗等等，今天显然有点狭窄了。当然这个概念还是可以沿用的。“农村题材小说”是侧重题材范畴的一个概念，如工业的、城市的、军事的、知识分子的等等，有点行政化管理的味道，我觉得应该逐渐扬弃。“乡村小说”呢？是一个站在城市与乡村这样一个大视野层面上的观照，涵盖力较强。而写乡村就要写历史、现状、文化，乃至与城市的比照和交融等等，又有一点文化意味。从作家的角度讲，“乡村”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境界，因此又具有审美色彩。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展开，乡村小说一定会有一系列的突破和新变，我觉得到时可以用“新乡村小说”来概括。

我们谈乡村小说，不能凭空去谈，而要在已经提供给我们的文学创作的事实基础上去谈，然后，在这基础上，我们来探讨什么是乡村小说的基本属性，来探讨我们所面对或者说，我们所期待的乡村小说的基本的属性、形态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所面对的乡村，有这样的几种类型，一个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充满宗法色彩的乡村，一个是文化形态的在传统文人想像中的乡村，一个是文化形态的与都市对立的在都市想像中的乡村，一个是政治观念观照下的乡村，一个是充满了独特风俗民情的乡村，一个是作为中国人存在之家的乡村。相应的，眼下的乡村小说也有着这样的几种类型，或者是在一篇小说中，几种成份都有，是一种混合，但还是偏重于某一个方面。这些小说，咱们都比较熟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3、乡村小说是中国文学中的一方重镇

我认为虽然自新时期文学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逐渐进入了一个无主潮、多元化的发展时期，但乡村小说却依然是这多元化文学现实中的一方重镇。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本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虽然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有了一种迅猛长足的发展，虽然有人预计在未来的20年间，中国将有三亿至四亿的农民离开乡村融入城市，脱离他们的农民身份。但从本质上而言，中国依然会有广大的乡村世界存在，中国依然难以脱离农业国家的描述与定位。既然广大乡村世界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那么以此为表现对象的乡村小说的长期存在便也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从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现实来看，一方面，我们固然应该承认，伴随着中国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以现代城市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都市文学（小说）确实较前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却更应该看到，在当下文坛出现的那些真正堪称优秀的小说作品，其中绝大多数却仍然是乡村小说。这一点，在一些全国性奖项评选中的表现相当突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十分深厚的乡村小说传统，与之相对应的都市小说传统却相当薄弱。或者说，我们的小说家们更多地还不具备进入都市文化的能力。从以上两方面来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乡村小说作为中国文学中一方重镇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的。

我还是想从事实层面与价值层面来谈这个问题。从事实层面来说，乡村小说一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根据地文学及建国至1980年代，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即使在今天，在纯文学领域，乡村小说仍然占据着主要位置，你就看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乡村小说就占了很大比重。但是，今天提出乡村小说是中国文学中的一方重镇这样一个话题，是因为大家普遍感到，在文学市场领域，在大众阅读领域，乡村小说绝对不占重要位置。从价值层面说，传统中国是乡土中国，中国在何种程度上，能成为现代中国，要看乡土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还有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乡土的现代性转换及其在现代中国中的位置、意义。这些，都决定了乡村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极端重要性。现在的难题在于，怎样解释这一重要性与乡村小说事实上，在文学市场及大众阅读中的失落。

二、反思乡村小说的创作传统

1、从“五四”至“文革”乡村小说的经验与教训

“五四”至“文革”期间，是中国乡村小说兴起与发展的阶段，在这期间，首先应当提到的是鲁迅先生，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乡村小说的开拓者。鲁迅在乡村小说创作中，特别注意描写底层农民的痛苦和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而这也正是那个时代乡村小说作家的主要特点，它集中表达了知识分子作家探索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思想，崇尚原始、崇尚民间、崇尚自然的田园浪漫主义情怀。50、60年代乡村小说则有了明显的时代印记，许多作家的创作常常摇摆在政策宣传和艺术创作之间，而民间文化形态的因素往往成为决定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关键，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等等就是。“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在乡村小说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地表达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50、60年代形成的以赵树理和孙犁为核心的“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两个作家群体，呈现出乡村喜剧和田园牧歌等风格类型，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农民的思想矛盾、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不过，这一时期乡村小说意识探索的空间又是逐渐萎缩的，其艺术创造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从“五四”至“文革”长达60年的文学发展中，乡村小说的面貌是格外丰富驳杂的，但从其大的脉络来看，实际上可以被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其一是以鲁迅先生为杰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因为乡土小说很明显地是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批判性地审视乡村世界的产物，所以我们可以将此类小说界定为一种“启蒙叙事”。其二则是以沈从文先生为杰出代表的一种带有明显的田园乌托邦色彩的乡村小说，在沈从文湘西小说的文化背景中，突出地存在着一种将乡村田园牧歌化以对抗批判现代都市罪恶的倾向，所以我们可以把此类小说界定为“田园叙事”。其三则是1949年之后，以赵树理、柳青、周立波、浩然等为主要代表的“阶级叙事”。其实，这类小说也是可以追溯至30年代的茅盾，乃至解放区文学中的赵树理等作家的。因为这些作家主要以一种政治化了的阶级视角表现乡村世界的缘故，所以我们便将之界定为“阶级叙事”。从以上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对于乡村小说而言，不同创作视角的存在是极为重要的。虽然是同样一个乡村世界，但因了不同切入视角的存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乡村世界景观却是因人而异大相径庭的。这一点，对于当下的乡村小说家们而言，是极富启示意义的。

2、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成就和局限

随着新时期文学一路走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乡村小说是最兴盛的一个时期，是当时整个文学大潮中的主流。一大批起点很高的作家带着他们厚积薄发的作品崛起于文坛，当时的一些优秀作家和作品至今我们还记忆犹新。乡村小说同农村改革同步前行，及时而敏锐地表现了变革运动中的矛盾和走向，刻画了走向觉醒和自主的农民形象。但今天看来，那时的乡村小说距离意识形态太近，有的直接图解农村的路线和政策，这是导致它在80年代后期衰落的主要原因。此外在艺术上还没有完全突破50、60年代的条条框框，如结构上的陈旧单调、叙事方式上的僵硬直露等等。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的。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乡村小说有过一段沉寂期，但到90年代中后期之后，随着文学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乡村小说再度复兴并走向了多样化。但在都市小说热热闹闹的态势下，乡村小说虽然仍在倔强地坚持，势头显然不如新时期那样富有生气和创造力了。

3、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优势与难度

从理论上理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本质问题就是价值问题，因为作家自身的观念必然会贯彻到其创作的文本之中。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品，从来都是执著于对人的生存的揭示与探索：一是人的生存状态，怎样活法；二是人生存在的价值，即人的生命意义。二者缺失任何一面，文学境界与审美意境都会缺失。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如果远离底层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不去探究人的存在价值，作品无疑就失掉了血脉。优秀的乡村小说作家，之所以能一直充满文学活力，正是来自于创作的这一可能性。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凡俗生活隐藏下的悲剧，也看到了含泪微笑之下的希望。

现实主义虽然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但真实性并不等于照抄现实，不等于对现实生活作简单、机械地记录。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现实，实际上已经融合了作家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已经是比生活真实更高、更完善的艺术真实，是能够代表乡村社会某些本质方面和发展趋向的真实。无视生活的外在真实和事物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单纯追求外在真实，将会导致创作上的自然主义；片面强调写本质，而离开对乡村生活现象的真实具体描绘，则会造成创作上的抽象化、概念化，这两种倾向，都是背离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创作原则的。

我记得西方一位叫做戈尔德曼的理论家说过，社会结构与文学结构有着严格的同一性。我是很认同他的这一说法的。由此，我也认可根据地与“十七年”的乡村小说，都是属于红色古典主义的说法，他们都认可人的幸福是可以寄托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中的，这就是古典主义的核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对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随着现代性神话的破灭，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为大家所正视，以个体为本位的对社会的批判诉求，正在成为强烈的时代呼声，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到来。我们看近来对文学关注底层民众的呼吁，看近来文学批评界对作家正义感、道德感、责任感的呼吁，看近来学界对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大致都可以看到现实主义这一潮头的正在到来。

三、眼下乡村小说的状态与走向

1、直面眼下的乡村小说创作

以我看，眼下乡村小说的创作是相当繁荣的，仅以长篇小说而言，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就出现了这样一批值得注意的优秀作品。其中主要有贾平凹的《秦腔》、毕飞宇的《平原》、铁凝的《笨花》、刘醒龙的《圣天门口》、阿来的《空山》、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莫言的《四十一炮》与《生死疲劳》、阎连科的《受活》与《丁庄梦》、张炜的《丑行或浪漫》、尤风伟的《泥鳅》、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严歌苓的《第九位寡妇》等。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对当下现实中的乡村生活，还是对既往历史中的乡村世界，作家们的观照与描写，都是极具艺术性、震撼力的。

我曾经集中看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全部中短篇小说，八部中短篇小说其中有六部属于乡村小说，短篇小说如王祥夫的《上边》，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中篇小说如毕飞宇的《玉米》，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思想内涵丰富，艺术上也很纯熟，但我又深感其中有很多问题。一是这些作品虽然表现的是当下的农村生活，但与现实农村的那种复杂严峻似乎距离很远，没有表现出农村的典型矛盾和问题来。二是作家精神资源的贫乏，缺乏对农村现状宏观的理性把握，对乡村未来走向的探寻，对农民精神演变的发掘，对市场化、全球化下的农村、农民现状的鸟瞰，一味地同情、叹息和无奈。这种状况我看长篇小说中也是存在的。

我的感觉，眼下的乡村小说创作，写客观存在的传统的充满宗法色彩的乡村的小说，写充满了独特甚至奇特的风俗民情的乡村的小说，比较多。写文化形态的与都市对立的在都市想像中的乡村的小说，也有一些。其它类型的乡村小说，比较少。我还想说的是，写眼下农村状态的乡村小说极少。

2、壮大乡村小说的作家队伍

当代中国不少主流作家多数都以乡村叙事为主，比如莫言、李锐、毕飞宇、韩少功、阎连科、贾平凹等，他们的写作题材和经验都是乡土的。崇拜、敬意、怜悯，这些古典情怀，是这些作家们对待乡村的主要方式，他们借助文学家的创造性想象，从乡村丰富的意象群中获得了一种诗意。莫言的好几部重要作品，都是以他的老家高密东北乡为背景，虽然叙述角度不同，但总是比较真切地表现了那一方水土的历史与现实，其中对人性的挖掘还是很见功力的。毕飞宇的《玉米》、《平原》等作品，对农村农民生存环境的逼真描写，都给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写出过《商州》系列、《浮躁》、《高老庄》、《怀念狼》等多部乡村小说的贾平凹，2005年，又推出了近50万字的《秦腔》。尽管文学界对贾平凹的作品一直有争议，但他毕竟是在乡村小说这块领地不断地耕耘，在读者中有着许多作家无法达到的号召力。阎连科是个关注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真诚作家，尤其对乡村生活现实有深刻的观察的反映，他曾写出过《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天歌》、《坚硬如水》和《受活》等不错的作品，其中近作《受活》最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但是，真正的乡土在哪里？农民的欢笑在哪里？叹息在哪里？泪水在哪里？“三农”问题的真相远比想象惨烈得多，这些内容却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些淡化。

不过，我们又不能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青年作家中写乡村小说有成就者寥寥无几。现在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大多来自城市，不熟悉也不屑于写乡村小说，写乡村生活的作家后继乏人——这倒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现在乡村小说的实力派作家大都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现在这批作家的创作潜力也在逐渐衰减，而且他们最熟悉感受最深切的是70、80年代的农村生活，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村有诸多隔膜。因此要振兴乡村小说创作，扶植年轻的乡村小说作家显得尤为重要。现在农村已基本没有了产生乡村小说作家的土壤和气候，现在有些从农村走出来进入城市打工的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探索着乡村小说的创作。譬如深圳的“打工文学”作家，现在已成气候。另外还有一些农村青年通过上大学的途径、然后就业在城市，开始了他们的乡村小说创作，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两种青年作家，竭力扶助他们，壮大乡村小说的创作队伍。

3、发现、塑造多样化的农民形象

乡村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问题，既是一个创作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整个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就已处于一种“退隐”状态，人物作为小说中的主体位置，作为作家的创作目标，已经被淡化、被忽视了。这种现象的背后，有西方哲学思想、文学观念的影响，有人作为主体在现代化、市场化大潮中被淹没、被异化的现实的暗示；同时也与我们放弃了现实主义“典型观”的创作思潮有关。中国农民在近30年的变革潮流中，有的从传统农民蜕变为大有作为的现代农民，有的坚守农民的固有品格和美德在市场社会中成为成功者，有的则在历史的剧变中被扭曲了、异化了、变质了…… 当然还有众多的农民变化甚少依然是一个农业小生产者。这形形色色的农民已同过去的、历史的农民大不相同了。但我们的作家还不熟悉、不认识他们，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底层社会，去发现和塑造他们。乡村小说如果塑造不出更多、更新的“典型”农民，其突破和超越就是一句空谈。

4、创新乡村小说的叙事方式

乡村小说类型与乡村小说叙事模式之间，我想，可能是有着某种关联性的。譬如说，写客观存在的传统的充满宗法色彩的乡村的小说，往往形成家族小说的模式，情节啦、冲突啦，都与家族的设置分不开。写文化形态的在传统文人想像中的乡村小说，往往有着自然景色的优美啦，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啦。写文化形态的与都市对立的在都市想像中的乡村的小说，往往有着宁静的内心啦，人际之间的无功利的温情啦。写政治观念观照下的乡村的小说，往往有着乡村的新旧变化啦，用社会主流尺度所作的对乡村的社会分析啦，当然，这些社会分析，是通过人物的设计、行动完成的。写充满了独特风俗民情的乡村的小说，选材、情节、景色描写，往往有着奇异性。写作为中国人存在之家的乡村的小说，往往会注重具象与抽象的结合，注重隐喻、符号化的设计等等。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过去的乡村小说相比较，眼下乡村小说创作在叙事方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出了若干叙事新质。这新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如果说过去曾经先后出现过“启蒙叙事”、“田园叙事”、“阶级叙事”与“家族叙事”（我把新时期八十年代的乡村小说看作“家族叙事”的作品）这样几种叙事方式的话，那么在眼下的乡村小说创作中，便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村落叙事”的叙事方式。所谓“村落叙事”，就是指作家更多地把某一村落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对之进行全景式的描述与表现。无论是贾平凹笔下的“清风街”，还是毕飞宇笔下的“王家庄”；无论是阿来笔下的“机村”，还是铁凝笔下的“笨花”，这一点均表现得极为明显。其二则表现为对于日常生活细针密线式的绵密描写。如果说在“十七年”与“文革”的乡村小说中，甚至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小说中，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写作一直都是创作主流的话，那么在眼下的乡村小说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便是意识形态色彩的被明显剥离。而剥离意识形态色彩的一种有效手段，则正是作家们对于乡村日常生活的绵密书写。事实上，也正是依凭着这样一种叙事方式，作家们才极大程度地逼近了乡村世界的生存真实与人性真实。其三则体现为一种本土化叙事手段的普遍运用。可以发现，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文化全球化日益咄咄逼人的背景下，中国作家们表现出了一种十分普遍的本土化艺术追求趋向，这一点在乡村小说创作上的表现同样十分突出。无论是贾平凹《秦腔》中那样一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事”方式，还是莫言《生死疲劳》中对于章回体形式的运用，对于轮回观念的表达，都可被看作是向中国本土化小说传统致敬的行为表现。

5、乡村小说要走向市场

乡村小说要让更多的读者接受，最根本的就是要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实现作品的价值。对于这样的看法，一些作家和评论家还不能认同。比如有人说：乡村小说与市场无关。这是不承认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否认文学作品走向大众最直接最便利和最重要的渠道是市场，也就是不承认大众是乡村小说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还有的人认为：进入市场的就不是乡村小说。这是对市场存在着片面化、简单化的理解，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格调低下、诲淫诲盗的东西才能进入市场，只看到市场上有许多劣质的不好的甚至于坏的作品，却看不到市场竞争对提高作品品格和质量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相比较而言，乡村小说缺乏一种市场意识，不注重媒体的宣传，包装的方式，推向社会的手段，这些都影响着读者对乡村小说的接受。应该说，根据地与“十七年”的乡村小说，在当时之所以有着巨大的阅读市场，也是与当时政治文化的强大力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总之，不论是何种宣传、包装、推行方式，但只管创作，不考虑传播、发行的方式、手段，肯定是不行的，而这，却是今天乡村小说如何走向读者的一个弱项。

6、我们心目中的乡村小说

我认为，作家从事乡村小说创作，首先应当自觉地选择民间立场，以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审视乡村人生，体现独特的价值判断；其次应当特别注重呈现乡土生活本色，即深入发掘和提炼那种体现出生活本质与生命韧性的乡土民间精神——那种体现在最普通的人群、最本真的现实人生、最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的真性情、真精神；最后还应当体现出明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乡村小说创作非常需要作家坚持文化思考，包括对传统文化中封建部分的思考与解剖，以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人际关系和道德风气的变化，都应该纳入作家的视野。这样，乡村小说的经典之作，才能真正脱颖而出。

在我看来，不管现实主义也好，现代主义也罢，无论欧化也好，本土化也罢，采取什么样的表现方式是作家的自由，只要能够充分地挖掘凸显出中国乡村的生存真实与人性真实来，那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乡村小说。我期待的乡村小说，就是在现有的多样化乡村小说模式的格局中，发育出一种“新乡村小说”来，包括新的题材内容、人物形象、思想视野、精神品格等等。中国现代乡村小说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她还不应该来一番“洗心革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