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传家的榜样

“耕读传家”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和科举制度基础上的旧说词，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小农经济不复存在，科举制度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而消失，“耕读传家”这个延续了千年的传统也就中断了。不过，因为“耕读传家”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理想的、具有最高道德品质的农村家庭生活方式，现在仍然有人提及，那只不过是雕刻在一些老旧的宗族祠堂牌楼匾额上或春节过年的春联上，城里人可能不会想起这四个字如何使用。

其实现在有人重新提及，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已有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基础和认识理念。

封建社会，读书是富裕人家的事，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从小就早早地拿起锄头下地干活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共产党还开展了多少年的扫盲运动。那么今天每个家庭都能有一角以供大人小孩读书的方寸之地，更会为小孩留出专门上学读书的时间，哪怕是学费再高，也会勒紧裤袋将孩子供到底。农村的孩子已经少有一边学习、一边劳动的现象，而城市更见不到“提篮小卖拾煤渣”或“卖火柴的女孩”了。虽说学生临毕业的学历高低不同，但家长们总算是把孩子供到了不必继续在校学习的年龄。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已相当明显，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农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早早地离开家乡，想过一种与祖辈截然不同的生活。农村人口流向城市、驻足城市、适应城市的首要资本是知识或技术。现实告诉我们，继承“耕读传家”的治家理念是显然易见的。

封建士大夫大多重视“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曾国藩是封建士大夫治家平天下的代表，他提倡：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曾国藩秉持这样的持家之道。他以自己“半读半耕”的成长经历、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

“半读半耕”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解释应该是：耕田和读书两条腿走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统一。耕是物质，是基础；读是精神，是保障。耕和读是辩证统一的，不能偏废。耕读的关系古人解释更直白：“只耕田不读书猪也，只读书不耕田虫也”。这个“读书”是指广义的学习，而学习也是指广义的思想、道德、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知识的摄取。“耕”是养家，“读”是做人。读书读得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修身养性。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始终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并须要把这种观念一代代传下去。

让孩子们把读书和劳动相结合，打破“学而优则仕”的名利主义和“发家致富”的实用主义读书观，学知识先学做人，从劳动中获取内心的平静，在学习中学会独立地思考，从古老“耕读文化”中提炼出“耕读”的精髓。杨金科做到了。

杨金科先生，称“先生”，似乎还不太合适，因为杨金科至今还是彻头彻尾的农民。过去“先生”是文化人的代称，在今天，虽然大小官员、高管老板、干部商人都可以普遍称作“先生”，但至少也得是“吃财政”或在工商企业中工作且个人收入稳定的那些人才能配得上，农民真是少有被称作先生的。

杨金科，我依然称作他先生。

九嵏山，一座巍峨而神奇的名山，是唐太宗昭陵的所在地，方圆一带民国时就称昭陵区，解放前就在山下建有昭陵中学、昭陵小学，解放后仍然叫昭陵区、昭陵公社、昭陵乡，杨金科先生就生长在昭陵乡。说是昭陵乡，实际上他生长的村子却在武将山下。武将山是唐肃宗建陵的所在地，三朝出将入相的名臣郭子仪墓也在武将山陪葬。唐太宗李世民是唐王朝实际上的开国皇帝，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或称文皇帝；唐肃宗李亨则是“开天盛世”之后的守成皇帝，他继承了天宝盛世的成果，在致力平叛的同时尝试解决天宝以来政治、经济体制运作中的各种弊端，并为身后的帝国打下了一定基础，死后谥号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一个开创者，一个守成者，九嵏山下，昭、建陵旁，帝王德望，祖辈蒙荫。子仪墓侧，文武皆通者人才辈出。

杨金科先生的村子在礼泉县牧鹿村，多么富有文化气息并带有诗意憧憬的名字。传说此地当年是专为唐太宗狩猎养鹿的地方，既可专门养鹿，便知此地雨水之盛，水草之丰，再联想昭陵唐代被称“柏城”，想来生态环境当是十分美好。自从关中失去长安作为国都地位以后，关中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生态恶化，美好的牧鹿村也不例外，特别是它正好处于渭北的“旱腰带”坡地，在礼泉被称作“北部山区乡镇”，群众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我们是解放后新中国的新人，我们只知道当时群众生活水平连吃放穿衣都十分艰难，吃窖水、穿破衣、瓜菜代，家家生活几乎都无法维持，谁也不笑话谁穷。美好的牧鹿村地无一分平，靠天吃饭，收成难保，生活更为艰涩。杨金科先生正是那个时代的经历人。

上天没有给他们创造出平坦的田园美景，历史却赐给他们素有的人文美德。一代一代牧鹿人在这里坚守，在这里劳作，依然对这片大地充满着热爱和感激。“慎独则心安”，“慎独”是中国古代贤达人物讲究的修身养性基本要求。农民们可能讲不出其中多少道理，但在身体力行方面绝对要比那些文人雅士忠实得多。他们不埋怨老天厚土的不公，不埋怨自己命运的多舛，一代一代人没有非份的想法，用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心灵安静宁谧，修养浸润升华，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艰辛，受得了折磨，“俯仰天地，不愧不怍”。真是“清心寡欲”，只要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就好，这可能就是农村人追求的“享清福”吧。

杨金科先生父辈以上的祖先应该就是牧鹿村人的代表。

我连着几年春节去过他的老家，门前和其他家庭一样盖着三间土木结构的瓦房，已经陈旧，几处漏雨，院子空空荡荡，少有人住，一派荒芜。门前室内的宽敞空间，东侧隔成一间住房，西侧靠墙陈杂着家具什物，角落里摆着古旧的掉漆木制方桌，祀奉着三代神主，几柱清香扑鼻，缕缕青烟飘渺，中间留出的空闲算是客厅了，从中根本找不到原来老屋的旧面目。但是我听说，他们这个家庭被村里人称作“财东家”，“财东家”之称，虽然是旧中国留下的旧印象，也从中可以窥测到杨金科先生的父老在旧社会是如何“治家”、“致富”的。

按照农村人的习惯，被叫作“财东家”的户，一般都是富农以上的成分，富农则是依靠土地使日子过得宽裕富有殷实，大部分富农少有雇工或只有临时雇工，几乎没有长工，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劳力和智力加上勤恳、节俭，牢记“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古训，长期积攒，粮食有储备，手头不紧张，“耕读之家”讲究的是“耕三有一”，杨金科先生的家庭正是如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说他的家庭是刘文彩式的大地主，今天的老家怎么会片瓦无存呢？尽管如此，他出身于一个偏僻农村的富裕人家还是留下了痕迹。农耕社会的特色，传统文化的浸润，渗透于室里屋外。从杨金科的身上，举止言谈，从杨金科的家里，荒芜凋敝，我们都能品味出中国“耕读文化”、“耕读传家”的点点滴滴。

事稼穑，丰五谷，养家口，立性命，乃以为“耕”；知诗书，达礼义，立高德，养身性，乃以为”读”。“耕读传家”既学做人，又学谋生。耕作之余，或念几句《四书》，或读几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或听老人讲讲历史演义。在这样平平常常的生活中，人们接受潜移默化的道德熏陶和先贤教化。杨金科先生应该在这种“农耕”家庭中从小受到了启蒙和教养，后来又在父亲言传身教的感染下得到加强和提高。

杨金科先生有一颗敬畏之心，对祖先尊敬、孝敬，年年过年，不忘祖宗，不忘根本，上一炷香，献一杯茶。当今做得到的能有几人？每逢家中婚丧嫁娶、盖房迁户，照样告慰列祖列宗，这不是简单的形式，这是一颗敬畏的心。具有这颗敬畏的心，对内守静至纯，对外恭谨严肃，内心有所敬重，有所畏惧，则能临事神悚气振，不敢懈怠，身体因之强健，事业因之发达。心怀敬畏之心，就会诚实、谦虚、爱人、律己、勤奋等等，这正是“仁者爱人”的本质，正是仁人志士的行为。“仁”深刻的道德理论和丰富的哲学思想我们说不了许多，但其最基本的思想吃苦、受累、忍饥、挨饿、勤劳、好学、诚实、孝敬、不谋私利等几个关键方面的美德完全具备了。

如果算年龄，杨金科先生应是初69级“文革”中的“老三届”，乍进校门，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光荣返乡，回家种地。我和他是同龄人，经历相似，但我可能比他要幸运一些。记得当年，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无产阶级要依靠贫下中农，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全面占领农村这个阵地。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紧密依靠的革命力量，中农则是团结对象。我家是中农成分，干什么事都得紧紧跟上贫下中农朋友，否则就是思想问题，弄得我常常有自己好像“驴跟马跑”的感觉。他家是富农成分，属于“黑五类”之一，作为地富子女，总有一种什么东西在管押着他们，唯一的出路是老老实实修理地球。不用问，他至今仍是农民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杨金科先生自幼聪明好学，喜欢读书，命运捉弄了他，在人民公社化的年代，自身的自由由生产队队长掌握，身不由己；改革开放，人身相对自由了，生命的时光又由责任田的活路安排，事不由人。眼看着人过半百，子女成人，责任田解决了吃用，却无法改变命运，自己的命运，子女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一股脑摆在了眼前，亟需择决一条长远解决实际问题的家庭发展之路。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是一蹴而就，任何时候都没有一服药治百病的良方。杨金科先生毕竟受过良好家庭教育和家庭环境熏陶，很快，他紧跟大伙儿的脚步，栽种了十多亩苹果园，勤耕细作，虚心学习竟然成了牧鹿村周方有名气的苹果作务专家。他的树木修剪有特色，施肥打药有规律，树形合理，根壮叶浓，花繁果大，味道鲜美，同样一个村子，他的苹果每次出售都比别的家庭价格高，同村的人服了。但他并不吝啬，他和大家一起研讨，交流经验，促进人人致富。他利用果树作务得到空闲时间，给人搞建筑，当泥瓦匠、泥水匠，砌过墙、建过房、修过库、打过墓，在建筑方面带过工队，当过工头。他也曾经来过我家两次，一次是专门为我们修剪果树做示范，帮助我们夫妇提高果树修剪技术，一次是我在家里建房来为我们设计。尽管他为了家计掌握了许多知识、技能、技术，却都是家庭生活的应急手段，根本不是长久之计。

国家的发展在于教育，家庭的兴旺也在教育。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大小一理，家庭也应该从孩子抓起，对孩子的教育应该特别重视。杨金科先生从大儿子扬天良抓起，四个儿女费尽心机，终于初步实现了自己心目中家庭转型的寄望。

“耕读文化”中的“读”包括对子女的教育。对孩子在学业和生活上事事点拨、责望深切，要求孩子看、读、写、作，不可缺一。教育的目的，是鼓励孩子读有用之书，习有用之学，不能一味沉浸于封建社会单一的科举仕途。杨金科先生深刻认识自己家庭的实际，他没有勉强孩子死记硬背考名牌大学，只要能学到有用之学，他也心满意足。孩子们争气，大儿子扬天良在欣赏山水田园中增加历练、陶冶性情，对美术、书画极有天赋，一举考取西安美术学院。我曾经向杨金科先生打问过他的教育之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妙招，“孩子们读中小学时，他们写作业，我就在旁边陪着”，这可能就是最神秘的宝贵经验了。

大女儿扬天臻，温文尔雅，天生一副艺术气质，羸弱清瘦的身体，低声柔弱的细语，少有的良善性格，从小受到父亲严格要求，好像从没有开心地玩过，说话办事处处小心，高考一举成名，以优秀成绩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是礼泉县解放以来第二个考入中央美院的学生。继之，再次考入中央美院研究生院，成为礼泉县有史以来唯一一名中央美院的研究生。作为父亲，他对女儿不溺爱、不娇惯。这一点也同样表现在他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上。他认为，孩子固然以学习为主，但学习任务再繁重，也不能以学习紧张为借口，养成奢逸的习气，形成不勤不俭的懒惰，两个女儿都知道帮助母亲干点家务，缝补洗漿。二女儿在一考不中的情况下，思想有压力，心情不愉快，依然在家里帮助母亲做家务，甚至继续下地劳动，表现出了顽强、坚韧、沉稳的个性品质，终于考入西安外院艺术专业。

小儿子杨刊，自幼练习书法，以楷书见长，在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之前就在县城小有名气，是礼泉县书画界的精英苗子，中国人民大学艺术系书法专业已经毕业。

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要供养四个孩子读书、上大学，难场之难，本身就创下了农民中的奇迹，而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一下子培养出四个书画艺术人才，难能可贵啊。凡事因其难能，才显可贵，杨金科先生修身、齐家就是这样。正如他以一个农夫，而能致力子女教育，为儿子女儿致力社会、立身立命闯天下奠定基础，于人、于己、于国家、于家庭岂不是一项重大贡献？我国古有明训：“富不过三代”，因为富贵家庭往往忽视对子女的教育，使他们在优裕的环境中沾染上诸多坏习气，不能继承家业，承袭家风，许多家族企业寿命很短，而西方的家族企业一干就是三、五百年，而我国却一再上演“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剧，原因也是对待子女的教育方式不同。我不知道杨金科先生是不是想得这么多，但他独具慧眼的远大目光我是叹服的。

国家的发展在于青年，家庭的发展在于孩子。杨金科先生为孩子们设计的家庭蓝图，正在改变着这个家庭的结构和方向。

大儿子扬天良西安美院毕业后，在西安与人合伙办起了艺术培训学校，他们以西安美院为依托，许多孩子在他们的培养下已经高高兴兴地跨入了自己心目中的美术殿堂，学校办的红红火火，前景光明。媳妇学习医学检查技术，从事医疗卫生工作，从事业的搭配互补上，小家庭显得和和美美，幸福指数不错。大女儿扬天臻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今年正月初五，杨金科先生为女儿扬天臻办理婚事，我去祝贺，才知道扬天臻的乘龙快婿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小伙，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工作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管理研究院。真是小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牧鹿村要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连接在一起，如果继续牧鹿，天地将会更大，水草将会更茂，杨金科先生的家庭能不转变吗？这只是一双儿女的发展，还有两个儿女在后头，杨金科先生的甜蜜美好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杨金科先生并不指望儿女给自己带来什么幸福或荣耀，他依然坚持“耕读传家”的典范，过着半耕半读的农家生活。亦耕亦读，勤俭持家，敬祖睦邻。他的爱人，典型的农家妇女，大字不识几个，淳朴善良，做事细致，无欲无求，从来没有因在生产队紧张劳动，回家还要做饭管孩子而对老人不周，从来没有因忙了地里再忙家里口出怨言，从来没有因供孩子上学家里经济条件差而泄气闹情绪，从来都是为了丈夫为了孩子自己什么也不在乎，默默无闻，是农村妇女中典型的贤惠妈妈。儿女学习，她无法辅导，丈夫为儿女联系学校，咨询老师，甚至联系工作她无力相助，她也不懂什么样的女人是“贤内助”，什么样的女人是“女强人”，她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却真正是丈夫幸福的“港湾”，不管迟早，对丈夫总是面带笑容相迎，语气温柔招呼，煎茶热饭等候。儿女成长的越出色，母亲当得也就越成功。天下的母亲们，可能都是一个看法，这就是幸福。

杨金科终究是“耕读之家”的传人，他的身上常有一种文化人的气质，也有一点“夫子”精神。四个儿女一个一个跨入书画艺术行列，新西部教育网咸阳报道和华商报记者谢勇强以《礼泉农民供出3个大学生 10年无新鞋1年没吃肉》为题报道：礼泉县农民杨金科21年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在7月26日他的小儿子杨刊收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他的4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的艺术……消息震动学校，惊动县城，传入西安、咸阳，《咸阳日报》专题报道，咸阳电视台采访播放，有人要为杨金科写文章，有人要找杨金科学习经验。杨金科好像一下子成了高考辅导的特级教师。但是杨金科还是能沉得住气，他没有什么飘飘然的感觉。他的心里清楚，孩子要从小抓起，不仅仅是辅导孩子学习练几个字，要让孩子会当孩子，将来长大要会当大人。孩子不懂道理，一派说教无济于事，一切都在言传身教的潜移默化中。他办起了幼儿辅导班，取名“天良书画社”，书画社本是为了大儿子开展书画创作交流，因他培养自家儿女成功，吸引了许多少儿家长要求孩子在他的身边得到书画艺术的启蒙。就这样农民转型成了教师，全家住在了县城，本来是以耕为主的“半耕半读”家庭开始转型为以读为主的“半读半耕”家庭。杨金科的少儿书画培训在县城发展几年，教学规模愈来愈大，威望愈来愈高。据我知道，我的好几位亲戚孩子都在他的辅导班上过课，而且父母孩子都很满意，每当我问起，他们都说“那个人教得好！”

有一幅对联：“继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杨金科做到了，也实践了。“上承祖训，庐倚牧鹿”，他虽然带那么多小孩，工作紧张也繁忙，但仍然不忘耕种，地里种着果树，家里养着鸡鸭，星期空闲，骑上摩托，用他的话“我做惯了”。其实，我理解，这正是他的做人的修养，也是为孩子们做出的榜样。修养，不是读书人的专利，当农民务庄稼也需要修养，怎样做人的修养可能比怎样做学问的修养要高深的多。

杨金科重耕也重读，但他可能更重读，由于社会上的原因，文革中不仅使他失去学习机会，还给他自学带来了文化程度太低的困难。这些困难我看不到他是怎样克服的，听他对许多儒道国学的讲述，深刻独到，已使我佩服，听他对那些常见的哲理名言的阐述，如“厚德载物”、“上善若水”、“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等等，都会使人豁然开朗，那些道理好像都在字面，显而易见，哲理却是那么深刻，发人深思。

杨金科先生已经年过花甲，在孩子们都即将取得功名之际，我看他好像还没有歇脚的打算，依然奔波在县城与家乡耕读的路上，精神还是那样振奋，行动依然匆匆。他管好了自家的孩子，还要普遍打好大家的孩子学习基础，真乃我县贤人。

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孔子家语》

这幅对联，有人在网上征集解答，我想杨金科的榜样已经说明了一切：“耕读传家当思周三窦五，勤俭为本宜结禹寸陶分”

2014.2.23.（转载请标明原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