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迟先生事略

孙迟先生是礼泉县新时乡胡王北村人，生于1929年农历1月9日，乾州高级师范肄业。曾作过小学教师，担任过小学校长，县文化馆馆长，县剧团副团长，昭陵博物馆副馆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1993年退休，2007年10月1日逝世，享年78岁。

孙迟先生终生从事文化、教育、文物和文史工作。在学习、继承传统文化艺术和研究、弘扬祖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

孙迟先生在旧中国积贫积弱、战争频仍的年代，走完了他求学的艰难之路。自幼启蒙于洪浔先生，后入县城隍庙小学、仓房巷小学学习。194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昭陵中学附设的简易师范，1946年又考入乾州高级示范学习。在校上学期间曾参加过三青团组织，后被集体转为国民党党员。1947年秋，因家贫辍学务农。也经历了在黑暗政权统治下谋职的辛酸。1948年因家计所迫，先后在范寨庙小学和新时乡公所谋职，还在县保警队临时作了几天文书。1949年解放，百废待兴，正是年轻人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他先后在赵镇小学、史德小学工作。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凭着热爱共产党的满腔热情，发挥特长，编快板，演清唱，通过自娱自乐的秦腔、眉户等戏剧和曲艺形式，在校园、农村广泛开展业余文艺宣传活动，歌唱新诞生的人民政权，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火车到兰州》、《夜归》等诗歌、散文以及《渡口上的故事》、《莺》、《狼窝里的秘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红灯》（长安书店出版）等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颂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热爱祖国、艰苦奋斗、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因创作成绩显著，被调入县文化馆任馆长。是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员。

从1959年到1964年，孙迟先生在县剧团分管业务工作，自觉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积极贯彻党的各项文艺政策。以提高自身的业务素养为前提，从抓演出队伍素质建设和剧本编创着手。有力地促进和提高剧团整体的文化内涵和专业水平。在当时乾、礼、永三县合一时期乾县一团新生部的基础上，先后几次负责招收学生，进行专科教育或跟团培训，为剧团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优秀演员，扩充了礼泉剧团的演出队伍。他采取不同形式为演员定期举办“戏剧知识讲座”、“戏剧创作学习班”，不但使演职人员的戏剧知识和演艺知识得到提高，也使演员队伍文化道德素养得到整体提高。一些有影响的老演员演出热情焕发，一大批中青年演职人员成为演出的中坚力量。在日常工作中，他自觉维护领导班子团结，主动配合指导员、团长袁松林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在剧团形成了上下团结、业务求精、人人思进、拼搏进取的工作局面。在演出内容和表演艺术方面，他坚持依靠本团自己创作、编导的剧本为主，形成礼泉剧团自己独有的演出脚本，创出礼泉剧团自己独特的演艺风格。他先后改编了《孟姜女》、《双命案》、《郁轮袍》等古典戏剧，根据同名电影改编了《槐树庄》等现代剧，在他的带动下，剧团学习风气浓厚，戏剧演出水平提升，在省城、在西北都享有一定的声誉。省上领导赵寿山、赵伯平携带家属临场看过他改编的《双命案》，他创作的大型眉户现代剧《秦川儿女》，参加陕西省第二届戏剧观摩演出，反响很大。省委书记张德生从北京开会回来后，抽出时间在三意社看了一个专场演出，舒同还即兴为之书写了“礼泉剧团”四个大字。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剧实况录音，在全国播放。被评为优秀剧目奖和国庆晋京汇演剧目。

一本《秦川儿女》倾注了孙迟先生对文艺工作一片赤诚的心。他以我县的农村先进典型为素材，讴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民通过科学实验，开展科学种田，实现丰收高产，多为国家贡献的爱党、爱国热情。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他虚心求教，集思广益，多次召开的剧本讨论会、汇报演出会、征求意见会等，然后字斟句酌，反复锤炼，精益求精。在那用手工刻写蜡纸、用油墨辊子油印材料的年代，剧本每修改一处，都是他自己在钢板上刻字、推油辊子印刷，再一张一张分册装订，通宵达旦不休息，保证第二天让每个演员都拿到重新修改并装订好的新脚本，每个人手中的油印本都留下了他的字迹和手印。《秦川儿女》的成功演出，是礼泉县有史以来唯一一部以本县题材为创作原型、本县作者自编、本县剧团自演、而且在全省为本县获得了演出荣誉并在中央电台向全国播放的大型现代地方剧。

他不但重视剧本创作，而且始终不偏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先后主持排练和上演过《铡美案》、《三滴血》、《谢瑶环》、《窦娥冤》、《夺锦楼》等传统剧目和《梁秋燕》、《血泪仇》、《槐树庄》等现代戏（见《咸阳戏剧志》），还在一些剧目中扮演角色参加演出。长期带领剧团深入全县各集镇、乡村，演出场次和时间都超出了全年演出天数和场次的一半以上。是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

尽管从“文革”开始，孙迟先生离开了剧团，而且因其创作被当做“反动文人”遭到批判和揪斗。“文革”结束，“四人帮”垮台，《秦川儿女》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早恢复向全国播出的地方戏剧之一，这既是对《秦川儿女》戏剧作品的肯定，也是对先生工作的肯定。

二

“文革”开始，孙迟先生从剧团被调回县文教局接受审查。当时，许多工作还没有完全瘫痪，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昭陵陵园对遗存碑石进行调查，领导考虑到他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就让他一边等候接受批判，一边配合省文管会参与昭陵碑石的调查工作。但因“文革”不断深入，这项工作被迫中断，孙迟先生被当作“反动文人”受到造反派的批判、揪斗、游街。解放前求学谋职的经历，成了“黑五类”的历史污点；五十年代唱出的时代强音，变成“封、资、修”的流毒，关“牛棚”思过，进“五七”干校反省。先后被安排在石潭、南坊、北牌公社驻村蹲点接受再教育，直到1971年。

其实，在此期间，孙迟先生从未放松自己的学习。县级机关安排他在大院和县级单位书写大型毛主席语录牌匾，家乡公社的领导和村子的干部邀请他在墙上书写巨幅毛主席语录标语，文教局机关的造反组织经常下发由他编写、誊印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学习资料，文教局机关里的干部也常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当他发现一本学习毛主席诗词的讲解资料时，他工工整整地全文抄录了一本，始终保存。他驻村蹲点和农民朝夕相处，和农民交朋友。到他老年，南坊镇、北牌村的许多农民朋友依旧和他密切往来，正像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吾居简陋，往来者多俗人。凡来者可以尽兴烟茶酒，纵谈风马牛。”他的根在农村，他的心在农民。

三

上世纪70年代，在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形势下，省上修建“战备路”，途经礼泉北屯、烟霞、赵镇等公社，横穿昭陵陵园，其路基就压在周护、尉迟敬德、郑仁泰等几座陪葬墓上。省、县革委会文化部门决定：由省文物部门派人对即将被压在路基下的陪葬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县革委会文教局抽调几位同志参与，组成“礼泉县文教局昭陵唐墓发掘小组”。大概由于孙迟先生曾经参加过昭陵碑石调查，就被从蹲点驻队的村上抽调回来，成了发掘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当时的任务，除了随公路工程清理几座陪葬墓之外，还要对当时因农田基本建设地面文物被破坏、宝鸡峡灌溉工程开通后引起地下水位上升地面塌陷、地下文物被淹的陪葬墓进行调查。他们早期的发掘，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住在烟霞西屯村的一座破旧祠堂里，睡的地铺，坐的砖头，小小房间既是宿舍也是办公场所。他们从头开始学习历史知识、文物知识和考古技术、文物修复技术。虽然条件艰辛，生活艰难，但对他们几个经历了批斗、游街、坐牛棚，饱受精神折磨而被定性为“团结对象”的老同志来说，却有了一项较为稳定的工作，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工作热情，把一件寡淡而无人问津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孙迟先生从一开始就把这项临时任务作为历史使命来对待。他从基础性工作做起，系统地学习了历史学、考古学、金石学和书画艺术方面的专门知识。在当时，传统文化典籍被认为是“四旧”，普遍遭遇毁灭性地破坏，文史资料奇缺。为解决研究资料的亟需，他联系远在辽宁鞍山市文化部门任职的同村挚友孙生泉帮助寻找古旧典籍，和阎振维、陈瑞云、苟若愚同志多次到西安古旧书店搜求文献资料，购回了珍稀的《古今图书集成》等线装图书；和阎振维同志一起经常赴西北大学向陈直教授求教，解决学术难题；和郑伯举同志一起多次到省博物馆登门向武伯纶馆长请教，学习探讨文博专业知识。他拜省文物系统的专家为老师，向参加唐墓发掘的省派专业人员实地学习，很快适应了工作，逐渐成为行家里手，并担任业务组长。他参加了郑仁泰墓、尉迟敬德墓、张士贵墓、阿史那忠墓、临川公主墓等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撰写考证、研究文章在《文物》或《考古》上发表。为了更全面深入了解和研究昭陵及陪葬墓出土的文物，他走遍了九嵏山的沟沟岔岔和昭陵陵园所在的四个公社三十万亩土地167座陪葬墓，对昭陵的各处遗迹、遗存和陵园各个陪葬墓的方位、石刻、封土等，一一登记造册，详细做出记录，绘制出一幅完整的《昭陵陪葬墓分布图》，纠正了前人记述上的混乱和谬误。建立并完善了昭陵文物资料档案。1977年，他在《文物》杂志发表了《昭陵》和《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是国务院公布昭陵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最为全面系统地介绍材料，被译成日文在日本《书道》杂志登载。还先后在各种杂志发表论文20多篇。一时引起省、地文物部门的重视，也赢得了省文物考古界武伯纶、石兴邦、陈孟东、陈全方、袁仲一、巩启明、王翰章、王世昌等老专家、学者的注意，从此也都相互成为学术上的亲密朋友。

四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昭陵唐墓发掘小组”取得了省、地、县各级领导共同肯定的成绩。发掘陪葬墓十多座，库存文物近千件，发表文章数十篇，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奠定了成立“昭陵文物管理所”的基础。1972年，昭陵文物管理所成立，孙迟先生是发起人之一。

昭陵文管所的成立，使昭陵的文博事业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当时，礼泉县小戏的创作、演出正在形成高潮，不少的小戏作者前来请他帮助修改剧本，新任的县委书记也打算让他再回剧团工作。但是，在孙迟先生的心目中，他以文管所成立为起点，又在筹划着一个更高的目标。他向所领导建议，并积极参与和联系县、公社革委会领导，争取在烟霞公社西二大队以东的徐懋功墓前征地建馆。徐懋功墓当地人称“三塚凹”，四下不着村，偏僻且荒凉。他与阎振维、陈瑞云、郑伯举、骆福荣、苟若愚、张学勤等同志一起，发动村民，把散在陵园各处东倒西歪的、倒扑在地的、被移作他用的陪葬墓墓碑集中起来，建立了“昭陵碑林”。孙迟先生设计了碑林建设图纸，构思了碑石陈列方案，布置了碑石陈列图表说明等等。对整体建设规划如文物陈列室建筑设计图、仿唐大门建筑设计图、文物陈列设计方案、院落绿化设计方案等，全部按照一个较高水平的博物馆的标准来构想。他和阎振维、骆福荣同志一起在简陋的平房里，利用小小的会议室，设计、布置了一个反映“贞观之治”的小展览，陈列了他们几年来发掘的文物和研究的成果。展出文物精彩、主题集中，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后几次参观，非常满意，在好多次有关会议上对昭陵文管所的工作大力表扬。中央领导、专家学者、新闻记者纷纷前来参观。1978年，孙迟先生帮助新华社记者王焕斗以这个陈列为主题，写出了《贞观“兼听”史话——昭陵博物馆采访札记》一文，发表在1979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在高级领导和史学界有很大影响。省委书记霍士廉前来参观，在听取孙迟先生的讲解和工作汇报后，直接表态：建立昭陵博物馆我支持，经费、编制由省上解决。孙迟先生在昭陵博物馆的创建中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是昭陵博物馆的创建人之一。1978年，经省文物部门批准，在昭陵文管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昭陵博物馆”，并同时对外开放。1978年8月24日，博物馆迎来了第一批来自澳大利亚的外宾朋友，孙迟先生自己接待讲解，外宾临别高兴地签名留念。礼泉县也因为昭陵博物馆和烽火、袁家的开放成为全省首批对外开放的县市之一。

昭陵博物馆的成立，更使孙迟先生倾情昭陵，专心研究，对昭陵许多问题的研究和认识都有新收获：1.对昭陵本身的文物遗存进行调查，包括昭陵六骏、十四国君长石像、祭坛、下宫、献殿遗址和陪葬墓等，系统研究昭陵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通过介绍昭陵，展现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风貌，唤起人们尊重历史，振奋民族自重自强精神；2.对昭陵陪葬墓和碑石进行普查，并对昭陵的陪葬制度进行研究，纠正自宋代以来前人的不正确记述。明确划定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昭陵的保护范围和重点保护部位；3.对从昭陵开始“因山为陵”的唐代帝陵制度研究。通过对关中“唐十八陵”全面考察，将其制度、规模、文物对比、分析，说明了唐十八陵是唐代政治、经济繁荣消歇的缩影；4.对昭陵陪葬墓出土的文物研究，通过《试论唐代的彩绘釉陶俑》等文章，对唐代陶俑、彩绘釉陶俑及三彩等陶器的制作工艺加以分析、研究，阐述了彩绘釉陶的文物价值和在唐初的生产地位；5.对昭陵祭坛出土的十四国君长石像研究，明确掌握了各个石像的身份和所代表的国家或民族，反映了唐代初期贞观年间中华民族空前团结的盛况，以及与南越、印度等邻邦诸国的友好关系；6.对昭陵碑石书法研究，扩大了昭陵在国际国内文化领域的影响。《唐代的飞白书》、《昭陵孔颖达碑座上的刻字》等文章在《人民中国》日文版、英文版和日本、韩国的报刊都曾有过报道和转载，特别是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和台湾地区影响很大；7.结合昭陵文物，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开展对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的研究。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唐太宗的研究成果，对三种不同版本的《唐太宗》专著，写出了《唐太宗事迹漫评》发表，三书的作者都表示赞同。天津出版社再版时多有采纳；8.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昭陵博物馆受中国唐史学会委托，在昭陵博物馆召开了全国性的“唐太宗与昭陵”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唐太宗与昭陵》论文集，促成了“中国唐史学会唐太宗研究会”在昭陵成立，提升了昭陵博物馆在文物、历史界的学术地位；9.广泛联系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的书画名家，举办《昭陵书画展》，使“贞观”盛名天下，昭陵饮誉海外，并且为昭陵博物馆收集了一大批书画作品，充实和丰富了昭陵的图书资料。

孙迟先生以昭陵文物为基础，重点研究初唐，史涉李渊、李世民、魏征、武则天、杜甫等历史人物和隋末农民起义、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武周政权兴亡以及唐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制度、历史事件，有许多论文发表。是《中国历史学大辞典•隋唐五代卷》的编写人之一。他还以昭陵碑石为基础，重点研究唐代书法，在书法艺术实践和书法理论研究中，注重继承传统风格，注重艺术创新，使昭陵博物馆的艺术特色更加鲜明。是中国唐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唐史学会会员。是中国博物馆学会首批个人会员，陕西省考古学会会员，陕西省博物馆学会理事，副研究馆员。

五

昭陵博物馆的开放，为孙迟先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当时正逢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刚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冲破“文革”中“左”的文化压抑，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享受欲望正在兴起，国内观众川流不息，外国朋友络绎不绝。他以其诗词、书法与国际、国内的文化名人展开中外友好交流，在《陕西日报》、《人文杂志》等报刊发表过《历史文物与友谊》、《情意不尽歌未歇——怀念吉川幸次郎先生》等通讯报道。书法远传日、韩、港、台等国家和地区，是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咸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

孙迟先生的书法，创构了遒劲、古朴，酣畅、大气，直追大唐风韵的艺术风格。书卷题赠，潇洒自如，真草隶篆，无一不工，常使一些书画爱好者以能仿其笔法而自赏，以能收藏其真品而自夸。其作品不但广泛流传于社会名流，更广泛流行于寻常百姓人家，赢得了饮誉乡里而叹为观止的声名。他的画流传不多，但其笔法简洁明快，构图蕴含严谨，其画风正像他为孙犁所画的《萝卜白菜图》上的题字：“朴而不华，淡而有味”。他的诗词功力深厚，阎纲先生曾经评论：“孙迟的诗作，律切工稳，古雅通脱，格调醇正，得心应手，在我的印象里，他已经有了诗界的地位，那就是：宋伯鲁以降，符浩以来，礼泉县籍格律诗第一小提琴手，非孙迟莫属；咸阳市、陕西省，旧体诗词功力如孙迟者，所在恐非多多。”他的书法作品往往就是他的诗词作品，1993年，他集结多年来的诗词作品出版了《嵏下诗词集》，陈忠实先生题词誉为“诗魂”。“诗、书、画”三位一体有如孙迟者，亦恐非多多。

孙迟先生的灵性是在盛唐文化和昭陵文物相互神交的灵气下形成的。他在“文革”的社会动乱和文化浩劫中，视其毕生倾心追慕大唐气蕴的诗词和盛唐沉雄的书法艺术。1972年在刚开始接触考古工作时就有一首《考古感言》，诗曰：“瓦釜残碑破彝尊，史迹沉淀赖区分。先民造物当时用，我辈访求辨古今。难得玉佛千两金，未缘铜臭半分心。搜求每忘谁甘苦，任尔嘲讽我老昏。”坚定地选择考古这份清淡的工作。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他步岳飞《满江红》之韵填写了一首《读鲁迅书简》的词曰：“七灾八难，又一霎，风消雨歇。风云荡，历史重演，多少先烈。纵有辛酸皆尘土，岂可逸情弄花月。更何况，报国正当时，莫空切。 党风正，积怨雪，民意立，浮言灭。闹市昂步走，破帽风落。吠日蜀犬原无知，戏虎黔驴空有血。待人间，尽除伪君子，笑天阙。”充满着对“党风正”、“民意立”的殷殷期盼和“报国正当时”的“昂步”雄心。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会百年机遇，乘万里长风”的书法作品，歌颂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新形势。选择和成就，证明孙迟先生的坚定信念和与时俱进。

从1985年起，孙迟先生先后担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他履行代表职责，尽政协委员义务，围绕县委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依法监督和建言献策活动。他关心“普九”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基层群众社会文化生活，开展了许多调研活动。他把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当作一项经常性、基础性的工作来做，曾经主持编辑出版了《礼泉文史资料——康子安专辑》。1993年他从县政协退休后，退休没有退歇，他的社会活动更多，除了参加县上统一安排的活动外，往来更多的则是一大群中青年文学艺术爱好者，他是大家共同的老师，也是大家心目中的学术带头人。

六

孙迟先生给自己的退休生活拟了一副对联：“享人共可享，为我所当为，”说得真实可行。他没有把脚步停留在“管孙子”的天伦之乐上，他团结全县的中青年书画爱好者，成立“嵏山书画学会”，举办书画培训班、老年书画学习班、少年书画班等，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书画普及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培养大家的书画爱好兴趣；经常举办一些多种内容、多种形式的书画展览，培养新人新作，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在迎接香港回归、庆贺神舟五号上天、祝贺奥运申办成功等重大庆祝活动中，在全县组织开展万人签名等活动形式，用文化活动提升全民的爱国热情和参与意识；开展文化下乡，或组织书画家为群众义务写春联，或组织书画家走村进校办笔会，始终坚持艺术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大目标；支持青年书画爱好者主办《墨苑》，交流信息，为书画爱好者们创造条件，提供阵地，把全县的书画同仁凝聚和团结在一起。通过开展一些书画大奖赛活动，奖励一批年轻人；对儿童书画爱好者从小精心培养，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他们送进中央美院、西安美院等美术爱好者向往的殿堂，在中青年及学生中很快形成了书画热，使礼泉县群众性的书画爱好蔚成风气；他支持中青年文学爱好者创办《礼泉》小报，为文学爱好者创造平台，团结全县的文学爱好者，积极开展文学创作活动；为农民诗人王世民题诗、题字，“粗壮手，铁脊梁，挺胸昂首吼秦腔。看我炎黄亲后辈，短歌长韵唱辉煌。”为“民风诗社”鼓劲、呐喊，“黄土层深好立根，野花无名亦芳芬，但为振兴高歌放，协奏时代最强音”；帮助农民民俗学家丁纪龙编辑出版《老两口说古经》、《寻根杂俎》几本民俗读物；既支持老作家张培彦、也支持青年作家文源编辑出版个人诗集等。经常主持或参加一些作者的创作研讨会、作品评论会，著作发行会或笔谈、笔会等专题会，扶持文艺新秀，浇灌文学新芽。许多作家的作品在发表之前都愿意叫他先看，提出修改意见，他也乐意为他们的作品进行点评，或者写点读后感，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时也为他们的作品加以评论。1992年，他倡议编辑《礼泉作家作品选》，成立了编辑机构，收集了全国各地的礼泉籍作家作品，虽未能最终出版，却最早提出这个设想和规划，起到了首倡作用。他为恢复刘古愚烟霞草堂、建立古愚小学而呼吁，为纪念康子安老县长的功绩、筹备召开有关纪念活动而奔忙。记不清为多少个村“普九”建校撰写碑文，记不清为多少处建桥修路的公益事业镌石立传。为了广泛团结各方面的文化爱好人士，使礼泉的文化事业更加兴旺，他请求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为成立礼泉的书法家、美术家、作家等社会学术团体解决困难，使礼泉县书协、美协、作协以及县文联相继成立，形成了其乐融融的礼泉文化大家庭。礼泉县“小戏之乡”、“书法名县”、“文化大县”、“旅游强县”等等桂冠之下，处处都有先生的身影。

孙迟先生早年立身教育的经历，形成了他终生对人才培养和关爱的感情。他对热爱文化的青年人，言传身教，扶持提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他的身边，出现了在全国极具影响的作家邹志安；出现了我县解放以来唯有的两名中央美院学生唐小丁、杨天臻；出现了颇有影响的书画名家介眉（卢玉林）、魏明义、郑鸣和等和文化名家晁生武、张廉、赵润民等，工人剧作家孙育林、农民剧作家蔺志顺等一大批县内县外的文化界学生。孙迟先生人生中的幸福指数就是古代教育家孔子的干肉一脩、弟子三千。

七

孙迟先生有一首感怀的诗：“四十年来尽倥偬，艺苑文林一散兵。犹自荷戈夕阳下，衰鬓羞怯落帽风。”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很严，总觉得自己的成绩羞于启齿。对自己的生活标准要求很低、很淡，“享乐寒素低标准，无叹文章不值钱。”他以坚韧的毅力克服老年多病的困难，笔耕不辍，“诗情墨趣舒我心，每忘有此老病身”，真是勤奋入精博，无愧天地人。他的书法作品先后入选《中国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书画长卷》、《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纪念书画展》、《纪念孔子诞辰2550年书画大展》、《1999国际老年人世纪名家书画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2周年“中华魂”书画作品邀请展》等全国和省内外几十次大展的展出并获奖；被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中国现代文学馆、西安书法博物馆等几十家文化、文物单位和展出机构收藏；被《中国巨变•当代中国书画摄影作品集》、《中国书法名家名作选集》、《中日现代美术通鉴》、《百年经典—中国书法全集》、《陕西省老年名家书画集》等十多个版本收录。本人入选《中国书画名家大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名人•中国卷1》、《国际美术家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历史学学者辞典》等十多部大典，中共礼泉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咸阳市文联先后给孙迟先生颁发了“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证书。

对这本装帧精致的荣誉证书，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唯官位等级论成败者会蔑视地说：区区小县，非高端授予；唯金钱财富论得失者会吃惊地问：徒具虚名，值贝几朋？孙迟先生自有一番自己的感慨。他说礼泉是我的家乡，在乡亲们的眼皮底下，我的一切活动都逃脱不了众目的监督，持本分心作尽可能的奉献，行蜿曲路以寻精神的寄托。争朝夕只怕是白头傲霜夕阳短，待来年最期望笑看红杏满墙头。这是古稀之年的感叹，也是有生之年的期盼。孙迟先生不仅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师长，也是一位学子敬重的尊长。“砺炼、琢磨，从困境中得到解脱，有追求更要有探索。消瘦了身体、磨白了鬓角，人生价值待评说”，是他治学严谨、刻苦，不知疲倦的表白；“实在、快乐，不用金装银裹，不用彩色涂抹。付出的努力这么多，明朗朗，赤裸裸”，则正是他为人真挚、正直，不作矫饰的写照。他对同志有拳拳之心，对子孙有殷殷之情。“吾无玉堂金马遗世，惟望儿孙读书做事，作明白人；习一技之长，作有用人；恪守本分，作正派人。勿强求富贵，勿羡慕荣华，若有为众人服务之机，必须心存百姓，万勿贪妄浮夸则吾愿足矣。”短短的几句“遗嘱”，留给儿孙们的是高尚的情操，做人的道德。孙迟先生不愧于“德艺双馨”的光荣称号，他为本县文化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政府的褒扬，虽然只是一个礼泉县，一纸证书足可盖棺论定。他为家乡的奉献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他的艺术愫养得到了学子、弟子们的继承，孙迟先生才气永存，德艺长馨。

先生自作联曰：“谁是完人真伟大，我行本分也光荣。”看来做人要做到“完人”而“伟大”难，就是要做到“本分”而“光荣”也实在不易，孙迟先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