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姚雪垠的【李自成】有感

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世居陕西米脂李继迁寨。 童年时给地主牧羊（一说家中非常富裕），曾为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八年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的赞同，声望日高。次年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 李自成于崇祯十一年败于梓潼，仅偕十八骑逃出重围，蛰伏于商洛山中；至十七年能兵簿京师，颠覆明室，可谓其兴也勃。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仅42天便退出北京，可谓其败也忽。

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进北京后，为继续其“助饷”政策，特在中央设立“比饷镇抚司”，以刘宗敏、李过主之。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甲申核真略》)。为此，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甲申纪事》称这种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夹棍之下饷资甚为可观。如嘉定伯周奎，追赃七十万，籍其家时又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杂器匹缎车载；大学士陈演，追赃四万，后又抄出银数万、黄金三百六十两；吏部尚书李遇知，追赃四万；户部主事于学时，追赃十三万；司礼监太监王之心，追赃十五万余，金银什器缎匹无算……。“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 (《北略》卷20)；其哭号哀鸣之声响彻街坊。向勋戚官绅追饷的同时，对富商居民也极刑追逼，酷刑之下死者千余(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余人)。至四月初一日，军师宋献策进言：“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宜停刑。” 初七日李自成至刘宗敏寓，见庭院夹三百余人，哀号半绝，惨不可睹，始令其省刑放人。对不能输足追赃银的官绅，则押至前门官店票号，立据借钱，称为“贷赃”，即使与店主素不相识，亦不敢不借。 时人称大顺军在北京计掠银七千万两，实际所掠则要高于此数．清初以研究流寇史而闻名的戴笠说：“初，诸贼攻城时约，内藏归闯贼，勋戚财归诸帅，文官归牛、宋，富户归小盗。 史家评述其事曰：“幽囚士大夫，用夹棍逼取金钱，此古今未经见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惨” (计六奇·《北略》卷22)；“古来亡国之俘，诛窜者有之，至于刑拷迫资，予未之闻也” (谈迁《国榷》卷100)

在李自成从龙之臣中，既无韩信、常遇春等能征善战之将，又无诸葛亮，张良、萧何、刘基等运筹帷幄之士，有一二卓识远见者，其谋略又不为所用。如李岩在北京时进言谏四事：一是李自成退居公厂，待清理六宫后由百官迎进大内；二是追脏宜分三等；三是各营兵马不得借居民宅，宜退出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四是宜早登极，并招抚吴三桂。这四条意见条条切中李自成要害之处，然“闯贼见而恶之，止批‘知道了’三字，卒不能行” (《李闯小史》142页)。而李自成重用的谋士主要为牛金星、宋献策等。《宝丰县志》载牛金星“颇涉风角六壬诸书” ，宋则精于奇门术数，他们俨然似旧时章回小说中聚啸山林的山大王所挟聘的“牛鼻子道人” ，他们之无政治谋略亦证明李自成的无政治谋略。此等人才何能成就王业！

李自成起义后转战汉中，参加了王左掛的义军。1629年，后金第一次入塞，北京震动，大将袁崇焕被皇帝凌迟处死。1630年王佐掛被朝廷招降，李转投奔张存孟。1631年4月，张存孟在陕北战败，也降明。李自成率余部东渡黄河，投奔了他的舅父“闯王”高迎祥，称“闯将”。崇禎七年（1634年）后金军第二次入塞，是年六月，陈奇瑜乃引军西向，约会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围剿汉南农民军。1636年后金改清。清军第三次入塞。高迎祥进攻西安时兵败被陕西巡抚孙传庭所杀。李自成便被推为“闯王”，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1644年一月李自成率军五十万东征北京，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縉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率军，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兵六万，与驻守山海关将领吴三桂进行一片石战役。五月初二日在定州清水河（今河北省定州市），李自成再次大败。五月初三日（6月7日）多尔袞军入主北京城。七月李自成军渡黄河败归西安，不久，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由於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於是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抱尚未到达，坚守不战。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以红衣大炮攻破潼关，李自成採避战的方式流窜，经襄阳、邓州，入湖北。虽然目前李自成死地之谜众说纷纭，但在湖北通城周边先后发现上千件李自成以及大顺的相关文物，其中更有数十件直书李自成死于湖北省通城县九宫山。

清亡之后，明、清官府戴给李自成的贼寇帽子终被扔掉。现当代论者，无不认为他是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但是，这肯定不合历史的真意，李自成害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让他从世界一等，变成世界下九流的国家，他是有罪的。在大顺军失利时，“顺民”们便乘势而起。如悉知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后，德州“诸生谢陛，一呼而起，杀(大顺防御使关)杰、(州牧吴)征文。移告远近，杀逐伪官，入来附者四十余州县” (《北略》卷20)；“李自成败走，山东诸州县并杀其伪防御使、牧、令” (《圣安本纪》)；在泰安，前明官员“倡义诛伪官” (《泰安县志》卷9)；在安丘，乡绅“倡义内诛伪官，外拒土寇” (《续安丘县志》卷20)。一时间，“河北、山东郡县，各杀伪官起义”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宫中火作，百姓知贼走必肆屠戮，各运器物纵横堆塞胡同口，尽以木石支户，男子升屋累瓦石伏檐沟以伺。……百姓掷床几、扉板碍大道，奋铤大呼杀贼，京城内外百里同噪，飞瓦抛石若鸦，陈尘迷目．儿童妇 女击钲鼓，鸣铜澡盆助之，或突出小巷狙击贼”(《平寇志》卷11)。

中国历史不论以三千年计或五千年计，王朝更迭频仍，农民揭竿而起累以千计。因此．农民起义之研究，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国大陆为意识形态所左右，便成为史学中的一个显学分支。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至1989年的四十年间里，有关农民战争史的论文达四千余篇、论著三百多部。洋洋数千万言，窃以为其核心论题或曰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或曰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等等。然而历史提供的信息似非如此。

对于持推动历史发展之说者，却全然不见对社会经济破坏之惨烈以及恢复之艰难。如魏晋时期之石勒、王弥起义，杀人数十万！如《晋书·刘聪载记》称永嘉五年四月石勒杀“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又载同年六月王弥纵兵烧杀洛阳，“害诸王公百官以下三万余人”！又如黃巢再度攻入长安时，“贼怒坊市百姓迎王师，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壮，杀戮殆尽，血流成渠”（《旧唐书·黄巢传》）。被一些史家奉为农民起义“英雄”的张献忠，他屠戮人民之事正史野史比比可见，甚至外国传教士也有记载。如安文思的《中国新史》称：“他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剝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被折腾得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另一位神父卫匡国的《鞑靼战纪》中亦有类似记载。如此暴虐惨烈的行径，可以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实在令人费解！

学术研究是应该将历史真相昭告世人。而小说应该尊重历史，不应该乱搞乱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