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独缄默——花落又花开之89

斯人独缄默

“余幼年，从文学见人生，青年从人生见文学。今老矣，文学人生，两相茫然，无动于衷，甚可哀也。”

以上乃孙犁晚年语。

这段话，一直深深地触动着我，在可悟而不可语之间。

不可语，其实也包含着我的不确定。就像我看到吕懿的这幅画，一下子就想起了孙犁先生，觉得那真是先生在二十世纪苍茫日月中独自抱心而守的典型意象呢。尤是那只玫红的蜻蜓——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缄默者抱臂若寐，仿佛只在意肩荷一枚蜻蜓的妩媚；红蜻蜓呢，若依若唤，似察非察，怡心于栖息的安止。

我不确定的是，走向缄默的孙犁先生，到底缘于是找不到了那只神秘的红蜻蜓，还是忘言于红蜻蜓的抚慰中？

人生是一个践行的过程，对于抱着信念的人来讲；人生是一个追问的过程，对于寻求意义的人来讲；人生是一个勘透的过程，对于厘定自我的人来讲。那么，对于拥有既是借助文字言说世界的作家又是通过读书感知世界的文人这双重身份的孙犁先生来说，人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孙犁先生没有讲。

不惟没有讲，甚至，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几乎是不言不语，三缄其口，连将眼光投向窗外五彩世界的念头都懒得浮起。

难道，言说已毕，感受已足，万事休矣？但苟如此，当是恬淡自适，以静和之情与夕阳共坠啊。

或者，前缘已清，后果已定，心如枯槁？但现实是，慕者接踵而至，新著洛阳纸贵呢。

有迹有相。无因无由。

孙犁先生以缄默做留影，交付我们一个愿者自索的难题。

雾霾遮蔽更寒流涌动的二十世纪已经渐行渐远，生于斯长于斯且与此世纪相始终的人也都成了背影。回望那些距离我们最近、与我们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息过的的先辈，他们曾经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曾经的梦幻与梦醒，他们曾经的失望与绝望，他们曾经的痛苦与纠结，他们曾经的无奈与失语，他们曾经的呐喊与抗击，一定是不失启迪的有益之事。

这其中，孙犁先生就是一座具有特殊内涵的文化雕像。

老一代作家中，孙犁是我钦敬有加且通读其作品不止一遍的一位。在我极为愚陋的视野中，孙犁先生不惟是一位作家，亦是一位文人。当然，这文人二字，在我的字典里，既有传统意义中的温善其心、甘于寂寞、有所为有所不为，亦有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担当、自立、自持。换句话说，窃以为，现当代作家中，至少有不少人是不能够戴上文人这顶帽子的。但这样讲似乎又远远不够——几乎二十多年了，孙犁先生暮年所走过的一程，从静坐书斋、摩挲书衣的清肃身影，到孜孜矻矻、靠拢鲁迅的奋笔书写，再到寂然怃然、一语不发的沉默无声，连成一个彼此交叉重叠的画面，总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像一道寒意稍重的风，每每令我悚然一惊。

放下了文字书写对于一个一生视文学高于生命的人意味着什么？闭上眼睛锁住口，对于一个一生把亲善人情视为尘世阳光的人意味着什么？

孙犁当然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可以称作卓立特行且风格独具的人物，虽然也有人永远不这么看；当然也有不少人高度评价了孙犁其人其作。比如，刘心武说，“孙犁大师活着时，可以用‘烟霞闲骨骼，泉石野生涯’十个字来概括’；比如，贾平凹说，“孙犁在中国文坛上是独特的。他的文字从年轻到晚年都会堂皇行世。”；比如，从维熙说，“这些年我们对沈从文评价很高，而对在解放区文学中风格 非常特殊的孙犁，评价始终不到位，过去，现在都不到位”。可是，即使如此，依然让我深感某种缺失感——作为作家的孙犁固然当以对其作品的探析研究、赏鉴评价为盖棺论定的重要尺度，但作为那个时代的“这一个”的文人孙犁，依然没有被人们作为一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文化个案得以重视。

更具体地说，我不确定的是：甘于居于边缘的孙犁，拒绝参加任何显露身影活动深恐沾惹沽名钓誉的孙犁，大书“大道低回、大味必淡”的孙犁，一再叮嘱亲人处理好自己藏书的孙犁，留下“人到老年，最好不问世事，少写文章”最后文字的孙犁，明明知道自己的书印出来了且被人专程送到病榻前却不闻不问不只一声的孙犁，到底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内在心理？那一段，那一程，在已经看见道山的赶赴中，他有着什么样的心音在低回？

第一次看到孙犁先生寂寂枯坐在旧居门前的那张照片，就过目不忘。时在1975年，老伴新逝，罪冠犹存，劳动归来，冷灶空室，孙犁该是无尽地抑郁，又无奈地无何着吧。从那时，到他离世，此间尚有二十七载春秋长长地铺展在他的双足前呢，可他竟然在大部分时间里，紧闭其口、肃穆其色，一直到他挥手从兹去。这中间，固然也有旧雨新知来访时的欢洽，有提携新秀的热忱，有著述新作的勤奋，有整理花草的从容，有编写纪年的自省。但总体上是，默然寂然，尽管不失恬然。他回首一生，坦承自认“总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跟在队伍的后面，还幸而没有落荒。虽然缺少扬厉的姿态，所迈的步子，现在听起来，还是坚定有力的。对于伙伴，虽少临险舍身之勇，也无落井下石之咎。循迹反顾，无愧于心。”这就是说，步入老年的孙犁先生，检阅一生，良心账上是不亏欠的。

无愧于心的孙犁先生，愧于他的却大有人在。但这愧于孙犁的具体人却又模模糊糊，难于具象。这是因为，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看，彼时任何跳出来伤害代表纯良文化人的各种角色，除了自身品格因素之外，主要还是那个时代体制机制的自然化身或魂附其体。换句话说，伤害孙犁先生的，并不因为他是孙犁而独加其身，而是任何纯良文化人都不能免除的。这样看来，虽然从七十年代后期起，孙犁先生尽管直起了腰，却并没有感到那种让人肺腑清爽的自由呼吸。或者说，他始终没有找寻到适宜于他那种隐者该有的正常气候——想想现在正当红的莫言对孙犁的评价，“如果孙犁想像某些作家那样不放过任何出头露面的机会，以他的地位，简直太容易了。他那种寂寞冷清的状态是他自己造成的，也是他所期盼的，他是现在社会的一位‘大隐’。”——隐者必有所避！孙犁先生也一定有着他唯恐躲之不及的东西，因此，这“隐”，虽谓自愿，且为自甘，却绝对不能说是理所当然。毕竟，“文人”的孙犁先生，又岂是只想修得一双文化眼，只用来冷眼世界呢？

到了孙犁先生连眼睛也不愿睁开，仿佛打坐入禅的时候，他此前所述的那个“哀”字，就不能忽略了。“今老矣，文学人生，两相茫然，无动于衷，甚可哀也。”如何解读呢？弘一大师临终前写下“悲欣交集”四字，既欣庆自己的解脱,，又悲愍众生的苦恼，是悟者智亦是仁者心。孙犁先生呢，那些缄默的时光里，其心其意，又会在哪番境界中留止呢？文学改变了人生吗？人生挽救了文学吗？文学与人生，彼此的行走中，交合搀扶，又到底予人的世界多少“白洋淀”的惠风和畅，“芦花荡”的蜻蜓飞舞？也许，孙犁先生“芸斋梦余”后看到长夜犹漫漫，也许孙犁先生在“耕堂读书”间听到天风自浩荡。他不是那种“扬厉”的人，尽管，他愈到晚年愈加崇拜鲁迅，因此他不会简单地宣称“明天会好起来”；他不是那种“扬厉”的人，尽管他早已明白“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因此他也不会慷慨地呐喊“我们站起来”。

他只缄默着，将九十年岁月的赐予独自收藏。

其实，孙犁先生有着霁月清风般的笑容，只是不常见。

【附记：炎夏如火，囿于家中，胡乱翻书。尘外暴戾之声，时有所闻。便想起孙犁先生，想到彼之所能与彼之择，遂有是篇。】

花落又花开系列12.花落又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