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者，师也
关于父亲的身世,我只是从母亲和伯父以及村子里长辈们那里，零零散散地听到了一些。解放前,他得益于祖父的恩宠在私塾里读了几个“麦黄学”,但他又被祖父在保长派壮丁是拉伯父还是他时,决定让他去当了两年的伪兵,以致于比旁人多背了一副沉重的枷锁。他一辈子最辉煌的莫过于当过区上的财粮干事和小学校长。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直穿一件黑色或灰色的中山装，冬天的时候常常喜欢戴一顶呢绒帽。左下巴上浓密的胡子里面长着一颗很显眼的黑痣。
打我记事起，父亲一直在临近的小学校里教书。在本村里的小学里也教过，而且还给我代过语文课。他在家里的时间很有限，只有放星期天或寒暑假才在家里呆一些时间。每每这时，他总是忙前忙后的做家务、摸菜园。父亲是个不善言谈的人，见了乡邻只是和蔼地打个招呼便罢。所以，跟我们的交流更是极其有限的。
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不仅是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他的精神气质,而且他正直善良、睿智豁达的秉性对我的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的童年正值“全国上下一片红”的年代。混沌未开的我并未感受到当时的激情与热烈。记得那是寒冬里一个令人困倦的黄昏，我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听母亲时不时的在念叨着：你叔（不知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一直称父亲叫叔）恐怕又在学校里挨斗吧……那年，我只有六岁。我迷蒙地睁大了双眼盯着母亲，不知道挨斗是怎么回事儿，只知道默默地听母亲唉声叹气，读她那满脸愁云。
我也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忧郁起来,变得孤独起来。这与父亲的际遇有很大关系。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享受着黑五类子女的“待遇”，在村里、在学校里都遭受歧视和孤立，看够了别人的白眼。
我的父亲是个教师，他历史上有“污点”：他当过伪兵；在宜城上简师时稀里糊涂地加入过“三青团”；五七年因说错了一句话被打过“右派”， 虽然五九年早已摘了“帽”，但文件被公社给压了十九年之久，直到七八年父亲到县落实政策办公室要求落实政策，别人说，早给你落实了，还落实什么？父亲不相信，工作人员就将文件翻给他看。他怎么也不相信，十九年前他就被摘了“帽”。天啦，就是这些不明不白的“帽子”，压迫了他几十年，也株连和害苦了我们几弟兄。
起初，我并不知道我和别人的孩子有什么区别，成天也和他们搅和在一起，演节目唱戏、办专刊写大字报，冲冲杀杀，无忧无虑地学习、生活着。直到有一次，班上有几个同学在一起打闹，余载明骑在同学林直华的身上，我看不过味，便去拽他。谁知，他一把将我搡开，指着我鼻子骂道：你他妈的右派的儿子算老几？我一下子楞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
我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老师，告诉父母，我独自默默地忍受着种种屈辱。自卑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底。
七五年，我初中毕业升高中，正赶上推荐选拔。由学校校长、班主任老师、贫管会代表和大队支书共同推荐。我在学校学习成绩较好，表现突出，文科成绩在全公社出了名的。公社中学点了名，推荐会上校长和老师也一再加以肯定和举荐，大队支书却不理睬，一句话便给我定了终生：贫下中农的子女都读不上高中，他右派的儿子凭什么读？不行，坚决不行！在左倾路线的肆虐下，贫下中农的子女可以升学、当兵、招工……“黑五类”的子女却是如此的下贱，什么好事你都得靠边站。
我心想，我这一辈子算是完蛋了，再没有出头之日了。
从此，我就回乡当上了一个小社员。除了赶耖子（平整稻田的一种农具叫耖子）这样男劳动力才能做的话以外，我挖沟上堤泥里水里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父亲从学校里回来了。他心事重重地把我拉到我的床前，问我：“老三，你究竟想不想读书”。我很痛苦，态度十分坚决地说，“我不读！”父亲问我，“那为啥？”我说，“读了还是白读，反正也考不上学。”
父亲便跟我讲，“目前还有政策能顶职，像你这点文化要是真顶个职，教个小学都拿不圆，不行！你得去读书，哪怕一天认一个字，三百六十五天，可以多认三百六十五个字呀。我已和余校长说好了，让你再去补习。”
我心里很矛盾，一是怕读得再多倒头来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二是老大不小的去补习，面子上也不好看。父亲很自责，说：“我已对不起你的两个哥哥了，不能再害了你呀！”
我平静了下来，是呀，我不能枉费了父亲的一片好心。要争口气，混出个人模狗样来。
第二天，我就去上了补习。现在看来，父亲是有眼光的，如果我听父亲的劝告去读补习，恐怕现在只会成为一个小学校里的孩子王或在乡下打牛后半头了（种田人）。
78年，粉碎了“四人帮”，恢复了高考。我就像久旱遇到了甘霖，恨不得把一天的时间掰成两天、三天来花。常常挑灯夜战，三九寒天，滴水成冰,即使是刮刀子，我每晚都坚持端着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摸着黑跌跌撞撞地到学校去上晚自习。手脚都冻乱了，没有一点怨言，只想有朝一日考上大学，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仰视我。
出人头地的思想就是埋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在我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甚至主宰着我的意志和行动。“我要上学，我要勤奋学习，我要考上大学，击倒那些世俗的、歧视我的人。”这种梦幻打碎了我平静的心境，并贯穿了我以后的学生时代。
父亲对我的教育是严厉的。父亲对我们姊妹兄弟的教育都是严厉的。我打小说话喜欢带把子“妈哩、老子”什么的一说一大串，父亲每每严厉地指出来，“说话要讲礼貌，不要妈哩、老子连天的”；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到读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就手把手地教我描红（套着父亲写好的字贴临摩），一遍不行两遍三遍，甚至十遍八遍；为了让我和二哥扩大知识面，提高写作水平，父亲在家里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还专门给我们订了几年的《襄阳报》；每次我的作文在公社得了名次，父亲总是给我讲那一段写得好写得精彩，为我加油鼓劲……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父亲竟收藏了我在各级报刊上发表的好几篇文章，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起。
我小时候，比较老实，木讷，不大惹祸，挨打的次数是有限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而且很厉害，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夏日的晚上,正好是星期六。夜风刚吹走了白天的暑气，我陪同父亲和伯父在场院里乘凉，有一句无一句地聊着。邻居元秀，突然闯到父亲跟前，恶恨恨地说，“你家老三为啥偷了我家香娃子的钢笔？”父亲一听“霍”地站了起来，大声地质问我：“你快说，你拿了人家的钢笔没有？”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父亲的巴掌已“呼”地打在了我的脸上。我直感到脑袋“嗡”地一响，脸上火辣辣的痛，边哭边争辩，“我没有拿，就是没有拿！”父亲就对元秀说，“这样吧，不管我家老三拿还是没拿，赶明儿我给你香娃子买一竿好的钢笔，行吧。”伯父也出来劝解，元秀才嘀嘀咕咕地走了。
那以后，我在心里一直记恨着父亲，恨他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冤枉人。很久以后父亲才跟我说，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父亲的这句话，我品味了许多年，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磨难后才真正弄懂它。
父亲对我们的言行举止都很关注。记得上财校的一个暑假，我看到一本书里写到“孩子总是自己的好，老婆总是人家的好”这句话，觉得有点意思，便在书眉上写了下来。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看见了，就问我：“你觉得这句话好吗？”我说“倒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好玩。”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人应该有正确的人生观才对呀！”
父亲对我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父亲的一生是历经坎坷和磨难的一生，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过上几天平静的日子。文革前后他遭受了许多不白之冤，但他不怨天尤人，也不自暴自弃，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希望。在下放回家种地的几年里，他总是默默无闻地劳作，犁田、耖地，挑谷、扬场，队长派什么，他就干什么活。恢复工作后,他一直坚守三尺讲台教书育人直到退休。
自从我参加工作以来，父亲对我的进步和成长一直给以了关注和鞭策。89年检察机关开展敦促犯罪分子主动交代问题活动,我当时是县支行分管信贷的副行长,属于实权派。一天，我抽空回老家探望父母。父亲便问讯我，“现在检察机关在严打，你在单位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有的话，一定要主动交代呀。”我说，“没什么，我是啥人，您还不清楚吗？”父亲连连说“没问题就好，没问题就好。要珍惜今天的一切，搞经济、当干部可不能有一丁点的贪心啦。”
人所拥有的几十年生命史，是个相当短暂的过程。人生经验是一点一点醒悟和成熟的。不管世间有多少烦恼、忧虑、困惑以及失望，人生路途有多么崎岖坎坷风霜雨雪，但都要为百倍地珍视你所拥有所经历的每一个日子，每一段韶光，否则，你就辜负了你的先辈，也就对不起你的后代。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已经够享用一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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