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菇娘儿（二）

野菇娘儿只有到秋天才红，还没有成熟的野菇娘儿，又苦又涩，是不能食用的，那种味道让人很难忍受。但野菇娘儿那像一串串小灯笼的果实，总是给人一种美的观赏和童真的遐想。野菇娘儿的生长几乎不需要什么营养，不惧土地的贫瘠，只要有一点阳光和雨露，便顽强地成长。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是我对它的精神和品质景仰之处，就如同在逆境中挣扎，顽强成长起来的人……

懵懵懂懂的儿时美好时光没有几年，很快便到了1960年。新中国史上的三年自然灾害，在我们的玩耍、奔跑中悄悄地降临了。其实，那时不论是大人孩子，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生活就开始渐渐地不如以前了呢？在人们的狐疑中，饥饿驱散了人们脸上的笑容，我们这些孩子也没有了往日的欢乐。这是一场事先没有准备的饥饿和灾荒，我只记得我家房东面的农田里，以往都是种植的高粱，可那一年，不知怎么都改为种植甜菜了，秋天的时候，我们还很高兴，有时偷偷地跑到甜菜地里刨甜菜疙瘩吃，感觉很甜，很好玩儿。可到了冬天没有了粮食吃，上面给发放到每家每户的粮食很少很少，这下人们都慌了，饥饿便降临了。

直到长大了，从老师那里，才知道那三年自然灾害是怎么回事，有天灾也有人祸。更多的是苏联“老大哥”撤专家、卡脖子造成的。中国人为了骨气，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粮食和物资赔付给“老大哥”苏联。参加工作后，更从理论上认识到了那时国际上的风云变幻，都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那时，在苏联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下，“老大哥”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规划了一整套的经济计划：你这个国家生产什么，那个国家生产什么，都由“老大哥”给安排。这也是我们那时，为什么感觉好好的农田不种粮食，都改种甜菜的原因，那是为了生产蔗糖种植的原料。你这个国家生产蔗糖，你那个国家养牛羊，唯独“老大哥”生产粮食和钢铁，发展工业。到时候，哪个国家都得依靠人家，其中也看出了“老大哥”的险恶用心。真不够“哥们儿”意思！

当时，国家看出了“老大哥”的用意，便不按那一套经济模式运行了，惹得“老大哥”不满意，撤专家、撤技术和基金，我们全国上下一起，勒紧裤腰带偿还，不管怎么样，也不让人家看扁了咱，彰显我们的骨气。后来有个传说。说苏联要我们的赔付物资，给猪肉不要——因为人家不缺那玩儿艺，要什么哪？专门要你的猪头和猪尾巴，论数量，就是难为你。据说我们国家把整车皮的猪尾巴给人家运过去，人家看也不看，就全部倒在了黑龙江里面了。不管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反正给了我们一个深深的教育，让我们铭记耻辱，争长骨气和民族自信心。这些都是后话。

也是在那一年，我们这个大家庭分成了若干个小家，老叔一家和我们都分开另过了，爷爷奶奶单过，三爷自己也单过。我们家人口也增加了，我有了一个弟弟。分家的原因，我依稀记得还是为了吃饭，因为在吃饭上，老叔和老婶总是唠叨，什么多了少了的。爷爷一生气，分家。

说实话，没分家的时候，我记得我吃的多是树皮、黄菜杆儿粉碎的粉，惨少量的苞米面做的糊糊，唯独给我的弟弟和叔家的弟弟吃点很稀的纯苞米面糊糊。爸爸妈妈是从来不偏心的，即使不给我吃，也要给老叔家的弟弟吃。就是这样也总是引来老婶狐疑的目光，让负责做饭的妈妈很是委屈。

妈妈是一个有什么委屈都往肚子里咽的人，为了这个家庭的和睦，从来不去吵和闹。这一点爷爷还是比较公正的，奶奶是个和事佬，谁硬就随着谁，为这爷爷没少跟奶奶吵架。

其实，矛盾的激化，也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大家都伤心了。那时，在我家的大门街（gai）上，长着一颗粗大的老榆树，不知道是哪一年种下的，那年的时候，就已经一个大人都合抱不过来了。老榆树长得很茂盛，每年的春天都是很多孩子摘榆树钱儿吃的地方，夏天也是很多大人们中午劳作回来在树下纳凉的地方。爷爷和父亲都是个很爱干净的人，我们家的老榆树下，总是干干净净地扫出一个很大的场子，引得人们都爱在榆树下乘凉唠家常。

那一年的冬天，人们把几乎能吃的东西都吃了，就偷着来我家的老榆树下扒树皮吃，怎么看着也看不住，老榆树被扒下了很大很长的一块树皮，都露出里面的树干了，直到后来许多年，老榆树的树干上都留下了很大很大的疤，很难看。

看到别人吃树皮，一天我跟老叔家的弟弟，也在树下为了一点点的树皮打了起来，其实就是推推搡搡的，谁也没把谁咋的。这时正赶上老叔赶来，不由分说，上来就一脚，我把踢得有两三米远，我哭着爬起来就往屋里跑，老叔还不做罢，继续追着我要打我。这时，奶奶也过来帮腔，那一次，我头一次看见妈妈急了，把我挡在了身后，跟老叔理论，说孩子的事儿，你大人犯得上这样吗？总之，矛盾开始逐渐激化了，什么七百年谷子、八百年饥荒的，有影没影的事，都搬上来了，导致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破裂。

分家之后，我的生活多少有了好转，爸爸妈妈把每顿饭唯一的那一点点苞米面省下来，给我吃，吃是吃不饱的，每顿饭都是可怜巴巴的，最后我把盆、碗以及饭勺子都用舌头甜得干干净净的，妈妈笑着说，都不用刷碗了。

就是这样的日子也不长，到最后连一点粮食的影儿都没有了。在大冷的冬天，我跟着大人们到甜菜地里，去捡几乎没有什么的干枯的菜叶子，刨一点点的菜根儿吃，到最后这些都没有了。原本秋天割的黄菜杆儿子是用来烧火的，秋天晾晒一些螃蟹爪子、蟹骨、蟹盖子，本来是想粉碎了喂鸡鸭的，可这时，都成了人们的食物了。最难吃的就是黄菜杆儿子，用铁叉子在柴垛上怕打着，然后把柴禾挑走，剩下的碎黄菜杆儿、叶、籽混在一起粉碎，做出来的“饭”苦涩难以下咽。螃蟹爪子等粉碎的东西，除了难吃外，吃完了让人干燥，大便不下来。我痛得直哭，肛门都凸出了外面而回不来，但还是便不下来，妈妈便帮我用手一点点往外扣，然后把凸出来的肛门按回去，那种痛苦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可下盼来了第二年的春天，春天来了，人有了生存的希望，不管怎么说，大自然里有很多可以让人生存的东西，各种野菜，救了几乎快要绝望的人们。于是野菜长出一茬就被人们挖净一茬，孩子们也都加入到了这样的觅食的人群里。

上一年种甜菜的地里也都种上了高粱，高粱苗在人们的渴盼中慢慢地生长着，高粱刚一结穗，籽粒还没定浆，人们便开始偷偷地摘下生着嚼食了，那时，生产队里可能也知道人们饥饿，管理也不是很严，除非让看守庄稼的人碰上，不然是不会管的。

这年，姐姐已经上学了，放学还要跟着爸爸妈妈去挖野菜，家里就剩下我看着不懂事的弟弟，有时饿得弟弟在哭，我也跟着哭。

我家那时园子很大，但是土太碱，除了墙角野菇娘儿那一块绿之外，几乎没有绿色。土碱得一下雨就流成了沙板儿，雨刚过，在上面走都不沾泥。所以，想在园子里找点吃的东西很难。

那一片绿，还是姐姐看到别人家的女孩子吃洋菇娘儿，就是黄菇娘儿，也想在自家园子栽几棵，可就是不长，没办法只好栽这野菇娘儿了，而且这种植物不用年年栽，宿根，越长越多。但唯一的是不怎么好吃，即使成熟了也有一种涩味儿，姐姐只好把野菇娘儿的籽慢慢挤出，当“菇娘球儿”，咕叽咕叽地咬着，相当于现在的泡泡糖了。而且爸爸很烦这种声音，每次都呵斥姐姐，妈妈就劝姐姐，说小姑娘咬这个，会把牙齿咬成龅牙的，很难看的，姐姐就不敢再咬了。

这年的秋天，人们有了上一年的饥饿教训了，都早早地储备冬天能吃的东西了。但最好的还是粮食，秋天收割结束之后，妈妈便带着我们去很远的地里去翻高粱垛子，就是在高粱秸秆中翻找没有被收净的高粱穗，一直翻到高粱秸被拉走为止。

困难总会过去的，那段历史，不仅在我幼小的年龄中，留下了一个伤痕、一个记忆，更主要的是，在那个年代里，我们似乎都懂事儿了，在困难的环境里，不仅没有把我们毁掉，反而顽强地成长，也养成了节俭勤劳等许多好习惯，成为一生成家立命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