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离家史

??迷离家史（上）????说起家史，一般人家说到三辈就差不多了，三辈以上往往就语焉不详、不能细说了，并非是数典忘祖，盖因年代已久，许多家事淹没在茫茫的历史过程中，不能像家传古董那样小心翼翼、实实在在的保存下来。当然，历史上的名人和少数显赫的名门望族，因在历史上留有光辉的事迹和史料，能让后辈们津津乐道个一二三四、子丑寅卯外，再往上追溯，至多能把先祖开辟的基业的情况简略的说上一些，而中间绝大部分列祖列宗的活动踪迹，就默默无闻、难觅其踪了。面对着家谱上排列组合的一行行先人的名字只能知其人而无法知其事，也实属无可奈何。也难怪，能在历史上留下轰轰烈烈影响的名人奇事虽然不少，但把他们摊派到千家万户中去，就属凤毛麟角了。而家谱传承的只是简明扼要的家族血脉相连的姓氏年表，绝非写法细腻、记载翔实的家庭传记与传奇。否则的话，每个家族的族谱就都成了一部部变相的《史记》或《左传》，而写作手法只能在司马迁、左丘明之下，绝不会在他们之上。因此，我也就顺理成章的从我爷爷的事迹说起。????我爷爷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去世的，我奶奶大概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去世的，我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所以无缘得见他们二老。惭愧的是，我奶奶的情况我基本是茫然不知，无法过多叙述，只能从以下两点分析看，我奶奶是一个精明能干、知情达理的人：一是爷爷在外打拼，把一个富庶的家业托付给奶奶料理，如果没有一定的才能是管理不好的，我爷爷在外经营也不会放心；二是从父亲、姑姑等身上接受的家庭教育来看，奶奶对他们的教育也是很有一套的。有道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尤其是从我姑姑的身上，看出奶奶的身影和教育的结果：我姑姑很会察言观色，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待人很有礼貌，包括我姑姑的女儿，也就是我的两个堂姐都是如此。估计是操劳过多，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使我奶奶华年早逝。我爷爷的事迹则是通过父亲、叔叔、姑姑等长辈零零碎碎的口述中得知的，当然，还有我的堂哥堂姐等也在后来的闲聊时给补充、验证了点滴资料，我才能勉为其难的把这段二手家史拼凑出来，写给大家看。??我爷爷应该是属于一个成功的典型晋商人物，这可不是自吹自擂的话，而是有充足的说法和佐证。说起晋商，大家都耳熟能详，要说是成功的商人，下面就由我一一道来。很遗憾，由于父辈们都已去世，我已无从得知我爷爷具体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经商的，他经营的项目是什么，他的第一桶金又是如何捞取的，这些都给我留下了空白，我无法填补，也不想杜撰，只好给各位看官留下一个想像的空间。据我估摸，我爷爷大概在20世纪一十年代的时候，就成功的打入了俄罗斯，也就是说，他做的是外贸生意，搞的是跨国交易，而且在莫斯科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有房地产，有股票，当然还有金银财宝等。就是说，他既有流通有价债券，也有不动产。各位想想看吧，如果没有雄厚的资本和实力，怎么能在国外站住脚呢？！我曾见过父亲保留下来的一张爷爷当年的名片：一个长约三寸宽一寸的纸片，内里有个椭圆形泛了黄的黑白小照，我爷爷身着长袍外套一件对襟马褂，头戴瓜皮帽，囯字脸上流露着温和、仁慈的表情。我推想，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在异国他乡取得成功，除了具备晋商们的聪明才智和机遇外，还应该有口碑良好的信誉与和蔼可亲的人情世故吧。??但天有不测之风云，正当我爷爷的外贸生意达到他人生顶点的时候，也就是他厄运来临的时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前苏联人民送来了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但对我爷爷来说，则是带来了灾难。同样，对俄国旧政权和资产阶级来说，更是一场大灾难。很明显，我爷爷属于大商人、资本家之类的人物，俄罗斯发生的这场革命绝对不利于他老人家的事业。不管是外国的商人，还是俄罗斯的富翁，只要是有许多钱财的，都属于资产阶级，都是被红色苏维埃新政权打击、专政和革命的对象！就这样，我爷爷的房屋、大厦一类的不动产被没收了，套用改革开放那会人们说的一句话：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看着许多财产瞬间就失去了，多年的辛苦经营全部泡汤，爷爷的心情肯定是极不好受。但现实生活不等他品尝够痛苦的滋味，一个惊人的消息接踵而至：据说苏维埃红色政权没收了财产还不算，还要抓人枪毙他呢。这下就让爷爷无暇考虑其他了，本来爷爷对这里还有些留恋的感觉，眷念的情感，这下可好，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三十六计走为上，保命要紧啊！俄罗斯待不住了那就回国，只有家乡，只有祖国才是自己真正的安身之地。在俄罗斯经商多年，爷爷肯定结识了不少朋友，也应该有几个可靠的哥们，所以有人冒险给他通报消息，有人帮他寻找逃生的路子。经过紧急联系，爷爷出高价很快雇到了中国东北的红胡子，为他逃离俄罗斯保驾护航，谁知道前途怎样呢？只有冒险前行，这总比等着被杀好些。所谓红胡子，是当时人们对土匪的一种称呼，而东北那时盛产人参、貂皮、乌拉草，也盛产土匪。由于是仓促出逃，我爷爷只能把能拿的金银财宝和股票一类的有价证券都藏在身上，在那些熟知路径的武装土匪的一路护送下，得以逃离内乱不止的俄国。据说，我爷爷是被绑在马肚子下，靠一群马匹的遮挡，穿森林，走小路、越国境，历经了千辛万苦，吃了许多苦头，才有惊无险的回到家乡的。可能是我的记忆有误，在早年我好像记得我姑姑说过，是其中一个红胡子把我爷爷绑在他的身后带回来的。不管怎么样，我爷爷最后安全地着陆在山西晋中平原的家乡宅院中，让他事后闲暇时，能百感交集的给我大伯、父亲、叔叔和姑姑等子女回忆那个遥远路途中的酸甜苦辣。但我至今搞不明白的是，那些护送我爷爷的土匪，为什么没有见财起意，抢截这个犹有余财的雇主呢？也许，我爷爷把随身携带的金银细软隐藏的很隐蔽，那些土匪无从知晓，因此无财可见，无意可起；也许，我爷爷出的雇佣保护费很高，加上土匪们很守信誉，他们不会干这等坏了自己名声的事，正所谓盗亦有道，所以我爷爷没有损失的带回了劫后剩余财产。因我不了解当时的具体背景情况，只能留下这个疑问了。也正是靠这些财宝，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岁月中，当4亿多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还生活在贫困线，或在困苦日子里挣扎的时候，我爷爷一家就已经在享受小康水平的生活了。问题是，见惯了大场面，也经历过飞黄腾达的爷爷，以后一直蛰居在家的岁月里，始终没有再复出经商。他老人家是心灰意冷，还是看淡了一切，抑或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阻止了他重出江湖的愿望？这就无从知晓了。不过，明白无误的是，我爷爷是死于日本鬼子之手。1937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兽蹄踏入山西后，中国燃起了抗日的浪潮，我父亲投笔从戎，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牺盟会决死纵队，从一介书生变为一名抗日战士，后来根据组织安排，化名回到家乡进行游击战斗，不知怎么叫日本鬼子知道了，大概在1942或1943年吧，日本鬼子把我爷爷抓走进行拷打，企图逼迫我父亲自首，或者逼迫我爷爷说出父亲的下落。但父亲行踪飘忽不定，我爷爷根本无法知道，所以什么也说不出来，恐怕他老人家就是知道，也不会说什么。最后日本鬼子见达不到目的，只好把遍体鳞伤的爷爷交给来保释的村人。回去没多久，我爷爷就含恨去世了。???迷离家史（下）???其实，早在爷爷在国外打拼的时候，国内的老家就早已有了土地和房子。据父亲在文革中写的简历中提到，家里有地十几亩，没有长工。我回老家插队，也住过这个曾经荣耀显赫过，但现在已经破败不堪的青砖盖就的高房大院。这是一座做北朝南的院房，推开两扇木门，左面一排厢房，右面一排厢房，对面是一排正房，当然，我说的是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现在已经没有正房和右厢房了。据村里人说，在清朝，那个院子前还有个门楼，树着一个旗杆，标志着这家出了个举人。至于旗杆上飘着什么旗帜就不得而知了，呵呵，不是红旗，更不会是白旗，这点我敢肯定。 #p#副标题#e#??说起来，我爷爷、奶奶共生育了三男一女，那个正房归了我大伯家，右厢房是我父亲的，左厢房自然是属于我叔叔家了。哦，我姑姑啊，作为女孩子，是要嫁出去的人，是属于人家的人。在过去的观念中，是不考虑给她房产的。其实，就是在现在，别说农村，在城市中部分人仍持有这个观念，这并不稀奇，中国多少年留下来的老传统观念，想一下子消灭那是不可能的。??围绕父辈这几个人，说说我爷爷留下的财产对他们人生的影响。??既然说起我姑姑，那就先说她的事情。前面提到过，我姑姑善察言观色，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待人很有礼貌，当然还有乖觉的一面，这是从她出嫁的事情看出的端倪。我爷爷没有给她留房产，我姑姑懂得，这是多少年的留下的规矩就是如此，不管家穷家富，有钱没钱均照此办理，所以她毫无异议，安之若素。但她并没有吃多少亏，据说，她出嫁的时候，带走了不少贵重的财物，如箱柜家具啦、金银首饰啦、衣物用品啦什么的。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然了，我爷爷奶奶心疼自己的闺女还来不及，生怕她在外吃苦，给了她嫁妆不说，自然舍得让她拿，家里也不会在乎这点财产。姑姑这才高高兴兴又恋恋不舍的离家出嫁了。这就是她聪明的地方，不去破坏老规矩，不跟旧习俗较劲，而是凭借她在爷爷奶奶跟前被宠爱的关系，在出嫁这个环节上做文章，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其实，我很理解我姑姑的做法。嫁出去的人了，娘家今后在经济上基本就不管她了，她也只有借助最后这个机会“挖”娘家一下了，其实，从居家过日子这个角度来说，我姑姑的这种做法绝对是正确的，是一个贤妻良母的行为，是安心长久过日子的打算。不像有少数不聪明的女人，不是考虑两口子关起门怎么过好日子，反而老是想从夫家倒腾点财物出来往娘家送，如果说娘家有了事需要救急，那另当别论；但把夫家当摇钱树，只想琢磨着接济娘家，那就很没意思了，让小两口之间生出许多口舌是非和无端烦恼来，日子过得也不安心。须知有这样一句话：救急不救贫。为了解娘家之贫，也把自家搞得紧巴巴、穷兮兮的，合算吗？除非小家庭心甘情愿，彼此无争。我的姑父是个本本分分、老实巴交的农民，但也没什么本事。我现在想来，他能娶到我姑姑，那是他的福气啊。谁知，就是这些轻易得来的嫁妆财物，以后却给姑姑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因姑姑家过日子有方，薄有财产，在解放前夕农村土改的时候，被评为中农阶层，好在是属于下中农，而不是富裕中农。尽管如此，但到了文革时期讲究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很多事情上是要问家庭成份的。就此姑姑家多多少少的受到了影响，毕竟是成份高了些，不在贫下中农的行列，所以有些事就要靠后站，甚至是靠边站这就和政治问题挂钩了，不是经济问题的范围了。??我叔叔也沾了爷爷的光，不说房子，就说他家里曾有不少我爷爷遗留下来的俄罗斯债券一类的玩艺，据我的一个堂哥讲，那些花花绿绿煞是好看的票子上，印的是看不懂的洋码码，他们小的时候经常用这种票子叠成纸飞机扔着玩，全不当回事。在大家的眼里，这些外国债券基本上就等于是废纸，也就是看在当年我爷爷千辛万苦的把它们从俄罗斯带回来的份上，作为一种纪念，才没有把它们扔掉。谁还会指望拿它向已经与我们敌对的前苏联兑换债务，何况前苏联与已经消亡四十多年的旧政权绝不是一回事，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嘛！??我记得在1972年的《参考消息》上，看到过一篇转载前苏联《真理报》的文章，标题是“奶奶箱子底翻出的古董”，对美国某位议员拿着一叠旧俄罗斯时代的债券，想让前苏联给予兑换的行为进行了一番嘲笑、挖苦。谁知风水轮流转，千年铁树能开花，不可能发生的事真的发生了，我记得似乎是在1990年，或许是在1991年间，记不清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宣布前苏联（或者是新俄罗斯）承认旧俄罗斯的债权债务，可以拿前政权时代的债券和股票进行兑换，只要能拿得出有关真实的票据。我后来就问那个曾拿俄罗斯债券叠纸飞机玩的堂哥：你家里还有没有那些留下的外国债券了？堂哥的回答让我大失所望，也让我完全死了心：都烧了。原来，文革一开始，就出现了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我叔叔害怕这些外国票子给家里惹来麻烦，赶紧将其付之一炬，结果使我们这个家族彻底与俄罗斯绝缘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发布如下不甘但又无奈的声明：俄罗斯，你永远欠下我们李氏家族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债务！??说起来，还是我父亲占我爷爷的财产最少。尽管我父亲有处房子，但基本就没多住。三十年代上学住校，四十年代整天在外打游击钻山沟，抗日战争胜利后仍不能回来居住，解放战争又开始了。及至五十年代解放后父亲又到了外地，在城市里工作，更不能回来了。直到七十年代中，才回到太原工作，但老家那排属于他的右厢房，由于保管不善，已经破败的基本不能住了。至于其他财产，因我父亲一直在外，没有参与分财产，所以剩下的也就是一张四方桌，几把太师椅，还有一面梨花木框的大镜子而已。在文革中，造反派批斗我父亲，企图在家庭身份上做文章，追问我父亲是什么身份，父亲根据自己的情况，始终咬定自己是下中农，毕竟他参加革命前，家里还有十几亩地，觉得无法把自己归为贫农的行列。造反派后来也派人去村里调查，回来后却不吭声了，让我父亲越发肯定了自己是下中农的身份。谁知后来从天津调回太原，回村一问，嘿，竟然是贫农阶级！原来，分家的时候，我父亲除了房子和土地，基本就没得到其他什么东西了。作为一个抗日志士，我父亲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惜，还在乎那点财产么？！更何况他不顾危险、没黑没白的在外边搞武装斗争，哪有空闲时间回来种地？再说他也从没那个打算。所以我大伯和我叔叔自然就把属于我父亲的那块地平分占用了。以至到了土改的时候，我父亲竟然地无一垄，生产工具没有，不算贫农算什么？！这情形和我姑姑的遭遇正好相反，在家产上吃了亏，却在政治上受了益。然而，我父亲却又实实在在的受到了家里的实惠。他能从小学上到中学，再升进高中，完全得益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得益于开明家长的支持。记得我父亲说过，他当年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要交学费，家里没有现钱了，我奶奶拿出一枚金戒指让他去顶了学费。我父亲住校期间，每隔一段时日感觉肚里没有油水想解解馋了，就会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下饭馆去小吃上一顿。如果兜里没有点零钱花，敢下饭馆？呵呵，下自来水管子去吧。由此可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落败的家庭有余钱，随便紧一紧，怎么的也要比穷人家的日子好过些。??我大伯做为家中长子，当然继承了一些家产，至于有多少，我无从知道。但我能知道的是，在四十年代中，他染了个坏毛病，是抽料子啊还是吸食烟片没搞清，反正是二者居其一，这就是有点闲钱闹的害。穷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能抽的起这玩艺啊，就是勉强抽得起也不敢抽啊。但我大伯就跟这个毒品粘上了，能说他钱少吗？这事叫我父亲知道了，那个气啊，这不是摆明了让他难堪嘛！我大伯糟践自己的身体，糟蹋自家的钱财，自甘堕落本就不应该了，关键是给在本地担当抗日县长的自家兄弟脸上抹黑啊，这就让我父亲不能坐视不管了！也没二话，带上两个人，直接找到我大伯，先把吸食毒品用的工具扔到地上狠踩，然后一绳子把我大伯捆上就带到了山上，也就是他们抗日游击的地盘。接下来就是强制戒毒几个月，好歹把毒瘾去了，怕他闲着，又给安排了事情干，也算是为革命作点工作吧。我大伯也是上过学受过教育的人，识文断字、能写会算，所以就让他当了写写算算的文书兼管帐的。问题是我大伯受不了那份清苦，当时的抗日政府机关吃黑豆加糠面什么的，长期缺油少盐，又居无定所，虽说已经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但仍有一定的生命危险，所以提出坚决不干了。我父亲见他吸毒的坏毛病已经改掉，主要改造任务已经完成，加上我大伯去意已定，便不再勉强，让他走了。如果我大伯能咬咬牙坚持下去的话，以后就会成为吃皇粮国家干部了，而不是在家当个标准的农民了。风险、艰苦和机遇就是这么共存的，谁也不能取巧。好在经我大伯这么一阵折腾，把自己的那点家产踢蹬了个十之七八，到土改评身份的时候，也得了个贫农的帽子，这也算是点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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