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双安：《我的父亲母亲》

 昨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在半梦半醒之间，我的脑海里满是父母亲的身影。再过几个月就是母亲三周年的祭日了，前几天我跟二哥一起去看大哥，专门谈了母亲三周年的事。大哥重病在身没有发表意见，二哥建议大张旗鼓、风风光光办一场，至少要招待200到300人，烟、酒要买多少钱以上的，酒席要办多少钱一桌的等等，意思让村里人看看；我则主张一切从简，没有必要大操大办，因为父母晚年一直跟我们生活在西安，用母亲的话说，她过得很开心、很幸福。现在老人已经去世了，丧事也好，祭日也罢，办得再大再排场都是做给外人看，有必要吗？

父亲晚年常对我们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母亲，自从跟了他，不但没有享过几天福，反倒遭了不少罪，嘱咐我们一定要好好孝敬母亲，让她老人家多享几天清福。可谁料想，短短四年时间，父母亲竟相继去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父亲生于1935年，算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吃的是大鱼大肉，穿的是长袍马褂。据父亲讲，爷爷当时在县上开烧坊，就是现在的酒厂，一大家十几口人吃住生活在县城，很是风光。生意红火时，爷爷一口气买了县城半边街道的门面房。爷爷生意做得大，光雇佣劳力就有二三十人，但爷爷不识字，更不会算账，什么事都得求人，所以对他们的学习抓得特别紧。从伯父、父亲和三叔的名字就可以看出爷爷的良苦用心，伯父叫文德，父亲叫文堂，三叔叫文贤，每个名字里都有一个“文”字，爷爷希望他们长大后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在爷爷的严格管教下，伯父的毛笔字写得既快又好，文采也不错，解放军拉练的队伍路过我们村，一位首长非常赏识伯父的文笔，便让刚刚结婚不久的伯父参了军，跟着部队去了大西北，这位首长解放后转业成了青海省公安厅的大领导，伯父也成了一名西宁市公安干警；父亲学习一直很好，考上了师范学校，19岁毕业就当了教师，20岁被任命为当地一所新建初级中学的负责人，相当于第一任“代理校长”（这所学校现在已经是县级重点中学了）。

母亲比父亲小三岁，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她是家中老小,上面有五个哥哥，全家人把她当宝贝，外公更视为掌上明珠，给她取名“玉香”，走到哪就把她带到哪，生怕丢了。外公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常与几个舅舅一起从甘肃、青海等地贩卖纸张、牲畜、布匹等日常生活用品，用母亲的话说，家大人多，骡马成群，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十里八乡的人都称外公是“活神仙”，一说他日子过得富足悠闲；二说他能掐会算，凡事有先见之明。外公常常帮乡里乡亲看风水、选宅邸、说媒等，一说一个准。母亲成年以后，外公做主把我的她嫁给了当时年轻有为的父亲。

解放后不久，政府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外公被打成了“地主分子”，整天开会批斗，家道从此衰落，老人家一蹶不振，几年后便悄然离世；政府提倡改造民族资本，实行公私合营，爷爷被戴上了“资本家”帽子，他苦心经营的烧坊被充公，在县城购置的房产被没收，全家人除了爷爷被勉强安置在县食品公司上班外，其他人全被赶回老家务农了。不久，大伯那位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的老领导被打成了“反革命”，大伯受到株连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开除了公职，带着一家人从西宁市回到了老家；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当校长的父亲被人诬陷而错划为“右派分子”，被撤销了职务，遣返回乡接受劳动改造。从此以后，无论公社、大队还是生产队，只要给“地富反坏右”开批斗会或挂牌游街示众，每次都少不了伯父和父亲，有时候还会拉上爷爷，别人都说，主席台前排站立的“坏人”中，差不多有一半是我们家的。田间地头开批斗会更是家常便饭，必须随叫随到，不得有误，他们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运动最紧张的时候，随便一句话、一件事都可能成为他们挨批斗的理由和借口，家务事也不例外。

有一次，父亲和伯父，还有爷爷晚上在一起拉家常，有人举报说他们三个“坏人”在一起预谋推翻政府，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一样，接连几天，大队、小队轮番开会批斗他们。还有一次，父亲跟叔父分家时为了一辆架子车发生争吵，叔父一时冲动，把鼻血摸得满脸都是，然后跑到大队去告状，说右派分子翻天了，打人了，结果大队部来了一帮人，不由分说用绳子把正在吃晚饭的父亲五花大绑起来，还把母亲的双手绑住跟父亲串在一起，押上在全村游街示众，父亲头上带着高帽，胸前挂着大木牌，有一帮人跟着喊口号：“打到右派分子XXX！”，游街完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了，腿有关节炎的母亲已经累得站都站不起来了。

父亲一生为人正直，性格倔强，批斗会上人家让他低头认罪，身高1米76的父亲总是站得笔直，既不低头，也不认罪，这让台上的领导很没面子，也让他自己后来吃尽了苦头。公社和大队的民兵、红卫兵经常有事没事就拿他练手，轻者用绳子练习绑人，一个接一个，一遍又一遍；重者用棍棒、绳索等轮流抽打，直到父亲受不了再三求饶为止。每年春节期间，包括大年三十，是全家团圆、欢度新年的日子，在我的印象中，身为“右派分子”的父亲却很少在家，他不是被安排去给生产队和大队部打扫卫生，就是去掏茅房、担大粪，或者去很远的地方干体力活，总之，他从来没有闲过。平时在生产队干活也一样，粗活、重活、脏活都是他的，但工分只能拿别人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这一切父亲好像已经习惯了。

母亲身高只有1米55，不识字，听说小时候还缠过脚，解放后把脚又放开了。由于家庭的现状，母亲平时很少说话，就知道干活。她每天既要跟社员们起早贪黑下地，还要经管一家六口人的吃喝穿，全家人的衣服鞋帽都是母亲自己亲手做的，母亲几乎每天晚上纺线织布到深夜，一年四季从不间断。队里有一位老“五保户”，无儿无女，患传染病瘫痪在床，又臭又脏，社员们都害怕把病传染给自己，没有人愿意去管，队长就派母亲劳动之余给“五保户”做饭。母亲感觉“五保户”太可怜，她每天除了做饭，还主动给“五保户”洗脸、喂饭、端屎、倒尿、擦身子等，无怨无悔，一直到“五保户”去世。母亲的腿有关节炎和风湿病，天阴下雨膝盖就疼痛难忍，每年夏天，我都会看见母亲午后长时间跪在房檐下被太阳晒得滚烫的石头上，一动不动，她说这样可以治疗关节炎。后来我知道，母亲是怕花钱。

我家姐弟四人，确切的讲应该是姐弟五人，都出生在这段艰苦岁月里。母亲说，老大是个男孩，叫怀岐，特聪明，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也能进行简单对话了，一场大病却夺走了他的性命，母亲为此日夜哭泣，差点哭坏双眼。直到大姐出生，母亲才从失去儿子的痛苦中慢慢解脱出来，父亲给大姐取名“木兰”，希望她长大能像“花木兰”一样做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代父申冤。只可惜那年月人人吃不饱，营养跟不上，姐姐长得又瘦又小，连她自己都需要别人照顾，在生产队干活经常受到歧视和排挤，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姐姐刚满18岁，父亲就急着把她嫁给了一位比姐姐大10多岁的民办教师，姐夫是根红苗正、一贫如洗的贫下中农后代，父亲希望大姐从此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可后来由于超生，姐夫被取消了民办教师资格，回家当了一辈子农民，生活过得十分清贫。大哥的出生给父母亲带来了希望，父亲怕儿子再有个三长两短，便起名叫“双宁”，取“双”字图个吉利，取“宁”字自然是渴望过“安宁”的日子，再后来又有了二哥和我，分别取名叫双喜、双安，寓意不言而语。

由于家庭出身和父亲的问题，大哥初中毕业自然没有资格被推荐上高中，14岁就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了，未成年的他必须跟社员们一起拉粪，种地，收庄稼，拉石头，铺马路，修水利等。有一次，上小学的二哥和堂哥，下午放学后跟几个小伙伴在水渠边剜野菜，被路过的班主任老师看见了，班主任单单把二哥和堂哥叫到了学校，没收了他们的13个野菜，说野菜是生产队的，是集体的，是国家的，他们的行为属于偷盗，问题很严重，要求他们写了书面检讨，把整个校园扫了一遍才回家。第二天，班主任在班会上，让全班同学检举揭发他们，让他们做公开检讨，让全班同学往他们脸上身上吐唾沫、仍废纸片等，二哥回家后根本不敢给家里人说，怕父亲骂他乱闯祸。

我们家人多收入少，吃饭一直是个大问题。

父亲是个文化人，性格耿直，凡事都是亲力亲为，最怕求人，但为了养活一家大小，每年都不得不厚着脸皮找亲戚朋友借粮食，来年收成好了再还给人家，多数情况下都是空手而归。父亲每次出去借粮食都跟做贼似的，总是趁天黑出去赶天亮前回来，一是怕耽误白天的劳动扣工分，二是怕被人看见说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弄不好又要挨批斗。

有一年冬天，大哥修水库时在大坝上捡到一条死鱼，差不多有一尺长，冻得硬梆梆的，拿回家几天一直舍不得吃，拿到集市上去卖，结果站了两天没有一个人要，回家自己做，掏了内脏，却不知道刮鱼鳞，更不知道掏鱼鳃就放进锅里煮，放上各种调料后，顿时满屋子鱼肉香味，让人直流口水，可吃起来真是苦不堪言，鱼汤就更难以下咽，尽管这样，一家人还是舍不得倒掉，硬是你争我抢把这条鱼吃完了，连汤也喝得一干二净。

我五岁的一天，父亲把我拉到怀里，说过几天会有一位城里人来接我，让我去给人家当孩子，去了可以天天吃面条，吃白馍，再也不会饿肚子。想到能吃好的，还能做洋气的城里人，我似懂非懂地点头同意了。父亲说，以后成了人家孩子，就要管人家叫爸、叫妈，就不能姓“武”了，要跟人家姓“鲁”。父亲还手把手教我写“鲁”字，说是鲁迅的“鲁”，我不知道鲁迅是谁，小手连笔都拿不住，但我还是跟父亲学会了写“鲁”字，这也是我平生会写的第一个汉字。我问母亲是不是给人家做一次孩子就可以回家？母亲一边给我擦澡换干净衣服，一边紧紧地抱住我哭着说：“瓜娃，你还回来做啥呀？！”

几天后，那人来了却没有进村，说怕被人看见。父母亲就领着一家人来到村口，那时地里的小麦已经黄了，风吹麦穗翻热浪，我感觉浑身发烫。只见不远处有一位又高又胖的人，衣服干净笔挺，身后停着一辆黑色小轿车。他给我和哥哥、姐姐许多零食和糖果，跟父母亲简单说了几句话就把我抱上了车。小车开车去大概100米左右，我从车里看见一家人都在哭，母亲已经哭得瘫坐在了地上，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哭着、嚷着、闹着要下车，没办法，那人只好把我从车上放了下来，我一下子扑进了母亲的怀里，无论谁说什么，母亲紧紧地抱住我不松手，我也不会再离开母亲。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挤在一间不足12平米的房间生活了很多年，冬天特别冷，夏天特别热。

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我听见父亲给母亲说，他想出去一趟，永远也不回来了，哪怕去边区的劳改农场或者监狱接受管教，干再苦再累的活他都愿意，只是不想让我们姐弟再受牵连受影响，让母亲想办法把我们几个养大成人。那一夜，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了，母亲一句话也没说，撕心裂肺地哭了一晚上。母亲一连好几天不吃不喝，不说一句话。

1979年，父亲的冤假错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结束了22年劳动改造，回原学校工作了。44岁的父亲已经被岁月摧残的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腰也弯了，背也驼了，怎么看都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大伯的冤案也得到了解决，官复原职，穿着上白下蓝的公安制服，戴着镶有国徽的白色大沿帽回到了村里，我放学回家看到身穿公安制服的大伯，我竟激动地热泪盈眶，语无伦次。大伯回来是为了给一家人办理户籍迁移手续，他们一家七口人转眼又成了吃商品粮的青海省西宁市居民。虽然大伯一家人自从走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但像我们这样一个“黑五类”家族中突然出现了一位身穿公安制服的大伯，着实让自卑懦弱、胆小怕事的我骄傲了很多年。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大哥去凤县农机局当了炊事员，虽然是临时工，但那时候能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已经是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了，可大哥干了两三年，却毅然决然辞职下海经商了。他在宝鸡市开了一个饭馆，感到生意不错，又开了一个，二哥初中毕业后也跟着大哥一起干，《宝鸡日报》多次报道过大哥和他的饭馆，他已经是响当当的大老板和万元户了。

我在西安上学工作以后，把大哥、二哥叫到西安来发展，他们通过自己努力打拼，都在这里安家置业了。九十年代初，我们把父母从老家接到了西安。父亲在大哥家住的时间长一些，他跟大哥有说不完的话；母亲春夏喜欢住在二哥家，二哥开小超市，人来人往，热闹；秋冬喜欢住我这里，房子有暖气，不冷。

父母亲晚年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梦都想不到一家人会有今天。

父亲晚年患有高血压、脑梗，瘫痪在床，母亲和大哥轮流端屎端尿伺候了两三年，2006年10月1日，父亲在西安家中与世长辞，享年73岁。让先父魂归故里，风光下葬，入土为安一直是母亲大人的心愿，先父三周年祭日时，我们三兄弟把先父的骨灰从西安迁回老家安葬，并按老家习俗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多年没有任何来往的亲戚来了，父亲生前好友、同事来了，村里的父老乡亲来了，差不多有一二百人，村里的执事当着全村人的面，把父亲冤屈艰辛的一生做了介绍，在场许多人都落泪了，看到这样的场面，想到父母亲屈辱辛酸的一生，想到以前没有人愿与我家来往的尴尬处境，我不由得伤心欲绝，在父亲的灵前嚎啕大哭，长跪不起......

母亲亲眼看着我们三兄弟给父亲办完三周年祭日后，脸上终于有了久违的笑容。母亲说，父亲去世这三年，她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梦见父亲回来了，现在总算可以安心了。每当亲戚朋友说起父亲，或者说起父亲的丧事办得如何体面、如何好，母亲还是很激动，眼含泪水跟着说，好！好！顺手点燃香火插在父亲灵位前，凝望着父亲的遗像发呆，偶尔还自言自语。

春节过后，我发现母亲比以前话明显少了，饭量也小了很多，问了好多回，她都说自己好着。四月份，母亲几次提出要去二哥那里，我说外面早、晚还有些冷，等五月份再去，谁料趁我上班的时候，她老人家一个人坐出租车去了西郊二哥家，到了以后才让二哥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在楼上待了一个冬天，心急了，想出来散散心，让我不要操心。

母亲在二哥那里待了不到半个月，却突然住进了西安高新医院。我急忙赶到医院，看见母亲正坐在病床上正在跟临床的一位老人聊天，除了脸色红润外，没有其他明显异常，我悬起来的心总算放下了。母亲见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娃呀，你把娘忘完了！”听了母亲的话，我的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我坐在床边，左手搂着母亲的肩膀，右手拉住老人家的手说：“娘，放心吧，您不会有事的！”说完我却不由自主地哭了，母亲见我哭了，她也流泪了。我给母亲说你们聊天吧，我在床上休息一会。母亲马上给我让出一个位子，让我躺在她身边，给我盖上被子，说怕我着凉。母亲一只手搭在我身上，一边跟病友聊天，我隐隐约约听见母亲说到我是家中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等等，不一会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

但做梦也想不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躺在母亲身边睡觉。

两礼拜后医院要求给母亲办出院手续，主任医师把我和二哥，还有侄女平平叫到一起说，“老人患有肺间质纤维化、高血压、心脏病、肾衰竭等多种疾病，已经到了晚期，只能保守治疗，没有别的办法，回去按时吃药，长则一年，短则半年，老人回家想吃什么就给买，想去哪里就带着去。记住，千万不能受凉，否则会出现并发症，从而导致病情恶化”。听了大夫的话，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二哥第一个躁了，指着大夫大声指责人家胡说八道，还质问大夫：既然有这么多病，这么严重，为什么还让出院？大夫说这是专家会诊的结果，不是一个人做出的结论。母亲还以为二哥跟人家吵架，让我拉着二哥回家。

可怜的老母亲耳聋多年，幸亏没有听见医生刚才对我们说的话！

母亲从医院又回到了二哥家，两三个月后，二哥打电话说母亲提出要回老家，说想大姐了，想看看老家的房子，想看看后院的果树。我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家回去，老家房子多年没有住人，潮湿阴冷，怕母亲受凉感冒。可一个礼拜后，二哥说母亲执意跟一位老乡一起坐车回老家了，现在大姐家，让我不要操心。五天之后，姐夫从老家打来电话说母亲病了，很严重，估计是在老家房子住了一晚受凉引起的。大哥急忙把母亲接到西安，送进了交大一附院。医生说母亲各个脏器衰竭严重，可能维持不了几日。我们兄弟三人一直陪伴在母亲床前，老人家在病床上真是坐卧不安，一会要躺下，一会要起来，嘴里喊个没完没了，说她心跳得快翻过了，脸胀得通红，眼睛里全是血丝，晚上根本无法睡觉。值班护士过来抽了好几大管血，说明天一早化验要用。2010年9月3日上午八点多，大夫刚刚上班，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母亲突然昏迷不醒，九点十五分，母亲经抢救无效溘然离世，享年76岁。我和二哥眼睁睁看着母亲从奄奄一息到永远地闭上双眼却无力回天，二哥不停地大声哭喊，母亲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我满含泪水盯着母亲发呆，竟说不出一句话来，紧握着母亲还在输液的那只手久久不愿松开。

母亲的离世距上次住院还不到半年时间，这一切来的太快太突然，以至于我根本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我们兄弟三人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与众亲友一起把母亲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在了先父的坟旁，让二老相伴在一起，永远不再孤单。母亲下葬那天，我一看见母亲的灵柩或墓碑会不由自主地跪下，哭得撕心裂肺......

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快三年了，可我觉得母亲没有死，她还活着，只是出远门了，也许过些天就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