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那年

每次途经郑州时，我热切的眼神透过重重迷雾、穿越层层建筑，仿佛看到了童年时在老家的欢乐身影

一

那一年，应该是1976年吧，我还是个刚上二年级的不太懂事的小丫头。西安地区防震抗震的形势日益严峻，人心惶惶，纷纷四处投亲靠友。恰巧来自河南老家的堂哥要回去，父亲就让我和弟弟还有六叔家的三姐妹一起回到老家“避难”。

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很兴奋，可以说是相当的迫不及待，衣服还没准备妥当，就催促着仓促出发了。致使天冷时穿的换季衣服都是后来邮寄的。记得那时坐火车的情景和现在的春运状况差不多，我和弟弟都是从窗口连塞带爬进去的。记不清楚是怎样度过火车上的那段时光的，似乎睡一觉就到了。记忆深刻的是下了火车就开始走，走出拥挤、走过喧闹、走到空旷、走进萧条……一条宽宽的土路在秋日的阳光下格外耀眼，默默地伸向远方，路旁没有树，路没有尽头。太阳悄悄地溜到了西边，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据说离老家不远的地方，那位哥哥停下来再也不走了，找了一个麦草垛子躺下来休息，直到夜幕降临，才带领我们几个如鬼子一般摸黑进村（后来才知道，他是有案在身，到西安也是避难的）。

父亲家里共有六兄弟，其中老三、老四（我父亲）、老六在西安工作；其他三个在乡下务农。我那没见过面的爷爷不知根据什么作了安排，让老大与老三、老二与老四、老五与老六结成三个对子，各个方面相互照应帮衬。据此我和弟弟被带到父亲的二哥、我的二大爷家。

二

那天晚上是我平生第一次独立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亲人。家里地方不大，一个大炕占了三分之一的地方，其他的地方堆满了生活用品和农具。屋子中间的半空中吊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扑闪扑闪再使劲，也照不亮四壁的灰黑。灯下，安放着一张长方形的粗陋的木质桌子，桌一边坐着二大爷和那天刚从医院接回来的二大娘。二大娘不知得的什么病，看起来脸有点歪斜，说话不清楚还流着口水，笑的时候很恐怖。另一边坐着两位堂兄，凤军哥当时二十多岁，小九哥十八九岁。一家人正在包饺子，我们是不速之客，没有感受到欢迎的气氛。那顿饺子，应该是为迎接二大娘出院而特意做的。我和弟弟缩着头坐在那里，不敢吭声。堂兄端了一碗煮好的饺子给我，馅是好大的萝卜蛋蛋，使好大劲都咽不下去（现在想来，三个干农活的大老爷们，能包饺子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抬眼眼睛望着煤油灯，泪珠在眼眶中打转转，不敢低头，低头眼泪就下来了……这样凄凉的景象，和想象中的欢天喜地回老家的场景相比，反差有点太大了。

吃完饭已经很晚了，听到二大爷和堂兄在商量我和弟弟的“下榻之处”。一会，凤军哥领着我俩来到了另一个房间，一样狭小的空间、昏黄的煤油灯，看到一个单人床，上面有个苇席。我和弟弟站在那里，堂哥不知从哪里抱来一床被子，直接铺到床板上，“睡吧，一人一头。”没有褥子，没有枕头，当时可是十月天气啊！也许是回老家的路使我们姐弟俩太疲惫了，钻进冰凉的被窝，很快稀里糊涂的一晚上就过去了。

弟弟没有到上学年龄，在老家继续着他的游手好闲、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和六叔家的三姐妹要在这里继续学业，不同的是他们姐妹三个上初中，我一人上小学。

三

我从小就喜欢上学，这一点和好多孩子不同。二大爷和学校老师说了一下，我就成了小寨（村名）初级小学（只有三个年级）的一名小学生。

学校面积就有一个篮球场大小吧，三个年级，三间教室，一间老师办公室，还有两间闲置着的教室。

我怀着既忐忑又喜悦的心情迈进教室，眼前的景象让我目瞪口呆。

一排排由原木解开的板子，宽窄不一，厚薄不一，长短不一，两头由砖块垫起来，这就是课桌！教室里同学挺多，眼睛齐刷刷盯着我，他们都坐在自己带的小板凳上上课！

我还没有从惊讶中缓过神来，老师已经开始介绍我了，大家听到我是从遥远的西安来的，个个脸上堆满了热情的笑容，一位胖呼呼的女同学直接上来拉我和她坐在了一起。她就是我在老家最要好的同学和伙伴，我到现在仍记得她的名字——李舞英。她是班长，矮矮胖胖，一对柳叶眉，一双桃花眼，干干静静的一位小姑娘。

班主任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性李老师，温文儒雅。同学后来告诉我他叫“老修”。一张嘴，一口地道的河南腔。听他读书，至今回想起来都能把人“雷倒了”。他读书时，好像我们在电影上见到的古代读书人那样，音调拖长长的，每句最后一字都是下滑音，每句音调都一样，而且随着音韵摇头晃脑，我傻乎乎的看着他，惊讶极了。再看我身边的同学，却和老师一样，拖着稚嫩的童音，轻微晃动脑袋，仿佛很投入的样子。我开始觉得滑稽，慢慢开始跟着溜，于是，很快就被同化了。

这里也有我喜欢上的音乐课，只不过没有风琴之类的伴奏乐器，就是干唱。开始的时候，他们唱的歌我都不会。老师就让我唱一首会唱的歌，没想到我随意唱完之后，同学们热情似火，要求再来一首，就这样一首首唱下去，掌声不断，歌声不断，虽然由于紧张加害羞我的脸热得发烫，可是开心极了。

那里的音乐老师当时教的不是歌曲，是豫剧。我还能回忆起“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这样的唱词。

和同学们渐渐熟悉之后，他们告诉我，有一间闲置起来的教室，曾经发生过怪异的事情。放学时还是干干净净的教室，到了第二天早上，课桌上会画满谁也看不懂的文字。有一个胆大好奇的女生很想知道真相。一天，天还是漆黑一片，她悄悄来到教室外，透过窗户，看到有一名身穿白衣，头戴白帽的男子，骑着一匹白马在一排排的课桌上走，马蹄蹬蹬有声。这名同学从此就吓傻了，嘴里胡言乱语，再也不认识亲人了，据说她的魂魄被掳走了。而且从那件事发生之后，教室就废弃不用了。我的同学给我讲这个传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在这个教室的对面玩耍，我是越听越害怕，不知谁说了一声：“快跑吧，小心那人出来抓我们！”小伙伴们拔腿就往校外跑，一名胆大的同学在出校门的时候特别注意把校门关上了，可是当我们跑到校外的高地上回望学校时，却发现校门是大开的，好像有人冲出校门还在追赶我们似地，刚喘口气的我们马上又受惊似地跑回到村里，跑到大人身旁，这才安下心来。从此，再也不敢靠近那间恐怖教室了。

四

不用上学的时候，常常和村里的伙伴们到处游玩。那里的地势是大平小不平，有很多的沟沟叉叉，那里是我们游荡探险的圣地。村里的伙伴会告诉我哪里摔死过人，哪里掉下过羊，哪里有野鸡，哪里有黄鼠狼……而我常看到的是一堆堆的鸡毛，这会引发我无尽的想象：月黑风高的夜晚，那披着一件毛皮大衣的黄鼠狼，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溜进村里，来到我二大爷家的鸡窝前，伸出小爪爪，敲敲鸡窝的门，那只芦花大母鸡警惕的睁开双眼，发出“咕咕……”的怒吼，随之，二大爷家守夜的那只大黄狗咆哮着出场了，黄鼠狼就“鼠窜”到别人家偷鸡去了，那当然成功了，别人家也许没有狗，否则哪来的鸡毛呢？

二大爷家的大黄狗是一条温顺的看家狗，毛色黄中透白，也许是年龄大的缘故，它从不乱咬乱叫，喜欢跟随在主人身后，大多数的情况下，它会卧在大门口，尽自己看家护院的职责。小弟年幼无知，常常把它当马骑，人家都知道小时候骑狗长大结婚娶媳妇会下雨，就他不知道……果然二十年后，结婚那天，濛濛细雨飘个不停。

天渐渐冷了，黄狗不知怎的一天比一天没精神，那时也没个宠物医院，终于有一天早晨，起早的堂兄发现那只狗狗永远的离去了，其实吧，我和它也没啥感情，就是大家都说狗狗是弟弟骑死的，为此怨恨它不该死而已。

在这里，我还有机会吃到马肉。在老家期间，我从没有吃肉的记忆，吃马肉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那匹马有怎样的经历，我不是很清楚，反正马是生产队的，是大家的，村里的几个男人们就把马剥皮放血、开膛破肚、剁成大块、下入汤锅，熊熊烈火煮了整整一个下午，也许是匹老马吧，肉不好烂，围观的孩子们不知有多少馋涎咽到肚里……巧的是我的弟弟不知打哪捉了一只麻雀玩，有位参与煮肉的大叔竟然说叫他玩一下小鸟，弟弟就给他了，谁知到了他手里，那只鸟儿竟然飞跑了，这下不得了，弟弟非得要他赔，于是这位大叔就假公济私，割下拳头大块马肉送给弟弟，哈哈，这下弟弟再也不要小鸟了。肉终于煮好了，孩子们飞奔回家，端着盆盆罐罐去领肉，真是少有的口福啊！

五

深秋季节，老家景色是最美的，因为这里好多柿子树。村庄内外，沟上坡下，红柿吊挂枝头，如悬挂着无数的橘红灯笼，加上蓝天白云映衬，一派秋韵美景。柿子摘下之后，分作两种用途，一种烘软，成为人们口头上常说的“软柿子”，口味软糯绵甜，大量的柿子被堂哥套上大车拉到郑州卖掉，换点油盐酱醋钱；一种削皮加工为柿饼。在我的老家，加工柿饼相当有规模，在我们上学去的时候，路边高地上，一块连一块的大苇席上晾晒的都是削好皮的柿子。阳光、微风，柿子便从去皮时硬挺饱满的状态变成软塌塌皱缩的样子，于是就要收回装进麻袋，捂起来出霜，霜出来之后，就是甜蜜蜜的大柿饼了。这是我老家的特产。

还有一种特产就是红薯干。我曾经跟着哥哥去地里挖红薯。去的时候，地面上已经没有红薯蔓了，只留下短短的一节光秃秃的茎，哥哥拿着撅头，我拿着筐子，眼看着一撅头一撅头下去，大大小小的红薯从沉睡中被唤醒，露出光光的脑袋，然后在撅头的督促下爬上地面，感觉大地神奇极了，真是一座大宝库。回家后，把红薯洗干净、蒸熟、切片、晾晒，于是就有了香甜又筋道的红薯片。

六

那时候，老家的生活是相当的艰苦。在老家那么长时间，我从没有吃过白面馍馍，要么是红薯，要么是黑面、玉米面甚至豆渣面，我曾经咬过一口哥哥手中的黑红色的豆渣面馍馍，那个粗啊，真是难以下咽，所以宁愿吃红薯，好在红薯不缺。主食总是玉米红薯为主，例如玉米面糊糊之类，蔬菜主要是红薯叶，此外就没什么了，即使这样，我仍然很挑食，所以瘦得跟猴似的。

有次二大爷家请人给二大娘做衣服，专门给那位裁缝做了一碗白面条，裁缝不吃，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就叫我吃，以为我很稀罕，其实，看着那碗陌生又熟悉的白面条，我没有一点食欲，因为在西安家里，我最讨厌的就是面条了。况且这碗面条一点色彩都没有。

曾经有一次二大爷给我一元钱，派我去参加同村一家人的婚礼，我就和伙伴一同前往。到了那家，好像也没什么婚礼气氛，也不认识新郎新娘，反正是把钱交了就坐席，主食是小米捞饭，然后是四个菜，印象不深了，红白萝卜豆腐粉条之类，没有肉，是绝对的。对于小米饭我还是很有感情的，美美吃了一碗就已经吃的饱饱了。参加这样简朴的婚礼却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经历。

七

我的二大爷，个子不高，长相忠厚，总穿藏蓝粗布对襟外衣，几乎没换过。在生产队，他是赶车的好把式，也是大队饲养员，时常住在饲养室，因为半夜要喂牲口。他人很和气，从未见他对谁发过脾气。就是他，在国民党倒台的时候，推着独轮车去卖豆腐，回来的时候推了比豆腐还要多的一车钱，恐怕有几百万吧，金圆券。村里有见识的人告诉他，此钱已作废，于是，贴了满墙的花花纸。就是他，每天早上，我们第二节下课的时候，会准时把一碗清水煮红薯的早餐送到学校低矮的院墙边，我接过来，端到老师的办公室，吃掉。

这里的长辈，还有大爷、大娘和五叔，以及我印象不深的老姑。

值得一说的是大娘。那时她有六十多岁吧，花白的头发在脑袋后面挽了一个发髻，干瘪的两腮，因为是小脚，走路颤颤巍巍，整体看起来就像镜框中的奶奶。那时，他们家的生活状况好像比二大爷家好一些，大儿子在焦作煤矿工作，想必经常会收到汇款吧，所以家里有好吃的。

乡村的夜晚漆黑而又漫长。煤油灯亮起来的时候，大娘时常会将我和弟弟叫到她的房里，那是一间狭窄黑暗的房间，然后，伸手，从高高悬挂在房顶的竹篮里，取出一块饼干，或者酥饼，对我们姐弟说：“今黑，谁和我睡，就给谁吃。”显然，没有好处，谁也不会喜欢和老太婆住在黑房间里；即使有好处，她也不一定成功。我只记得住过一个晚上，害怕的好长时间都睡不着，也不知道怕什么。再后来，宁可忍受美味的诱惑，也绝不睡在那里。而弟弟呢，常常是混了好吃的就跑掉了。现在想来，老人家既是疼爱我们也是怕寂寞。

大娘还有一个吸引我们到她身边的方法，就是说瞎话，那些离奇的、不合逻辑的瞎话，“太阳一出照正东，胡萝卜发芽长了颗葱。天上无云下大雨，树梢不动刮大风……”这个你听过吗？

八

在老家，我共有五个姐姐，其中三个是六叔家的姑娘，还有两个是五叔家的，最大的比我大七八岁，最小的比我大二岁，姐姐们都长得很漂亮，特别是六叔家的几位，看起来很洋气。那段时光，我经常见到她们在一起叽叽喳喳，相互收拾打扮，没完没了照镜子，所以五叔家通常是比较热闹的，她们有兴致的时候，也会关照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快过年的时候，有一个姐姐拿出一大包衣服，帮我挑了一件合适的比较新的衣服，让我过年穿。尽管后来妈妈回来给我带了新衣服，我还是比较感激她们。

后来，后来有一次六叔问其中最小的那位姑娘“回老家好吗？”那位姐姐说：“好嘛，没事的时候，姐妹几个捉了身上的虱子，比赛看谁的跑得快！”我听了哈哈大笑，可是，我怎么没有参与并且没有印象呢？几个如花似玉的姐妹也能做这样的事情，真有点匪夷所思啊！不过，卫生习惯差倒是真的，据说堂哥大年三十晚上那盆浑浊的洗脚水能肥二亩地呢！

九

我和弟弟，就像是《甲方乙方》那个被放到山沟里过苦日子的男子，天天盼爸妈来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俩在一起玩耍，我比他大三岁，他从小是娇生惯养，有时懒得走路，我就得背他。记得在家门口有一个小坡，有次我背他的时候，竟然被他压倒了，然后我们俩躺在地上哈哈大笑。他还有一件事需要我的帮助，那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就在猪圈里，我得帮他看着猪，看着狗，不让猪狗来骚扰他，否则他很容易就被猪拱倒了。

终于，爸妈来了，哥哥姐姐也来了，因为是过年，他们都穿得很新。我傻乎乎的和村里的孩子混在一起围着他们看，仿佛不认识一般。哥哥在一堆小孩中看到我，递给我一个烧饼。啊，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烧饼的颜色和模样，那样白的质地，黄黄的焦花，很熟悉的颜色，傻傻的拿在手中，不知该做什么。哥说：“吃吧吃吧！”仿佛我不知道那是用来吃的一样，只记得当时就是没有吃，吃不下。后来，在爸妈面前，我拿出在这里上学得到的三好学生奖状，看到爸妈的笑脸，听到爸妈的夸奖，心里无比自豪。

爸妈来的时候，弟弟正在老姑家住着，没在一个村，爸爸第二天就去把弟弟接了回来。弟弟生病了，耳朵里满是血痂脓水，农村的医疗条件太差，弟弟受苦了。晚上，他和爸妈睡一起，睡在大娘家，半夜痛得睡不着，我的爸爸就用自己的嘴巴把弟弟耳朵里的脓水吸出来……这件事不知弟弟是否还记得。

十

犹如戛然而止的镜头，没有依依做别的画面，我就离开了我的老家，而且一去三十多年，再没回去过。如今，老一辈的人都不在了，领我们回家的那个哥哥也故去了。那里当年风华正茂的堂哥也都快变成老头子了吧！还有我最好的朋友，也不知嫁到哪里，幸福与否。

堂哥有时也会到西安来，最近的一次也有好几年了。每次来，会讲到家乡哪些人不在了，谁家又盖了新房，娶了新媳妇……总的感觉是家乡愈来愈富裕。近年来，随着父亲的去世，与老家的联系更少了。然而，我在那里的这段生活，犹如挥之不去的一个梦境，常常萦绕在脑海中，写出来，会是一个永远的纪念。

祝愿我的老家繁荣昌盛，祝愿乡亲们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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