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老屋

老屋在我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半年多已经无人居住，我想它是越来越破败了。它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刮风下雨的日子，我想它一定会气喘吁吁，摇摇欲坠。那木柱，那大梁，那檩子，那椽条，那屋瓦，经久没有烟火的熏陶，应该有一些霉变的味道了吧？掐指算来，老屋满打满也只有四十年的历史。四十年，假如是人的话，应该只走过了一半历程，正是展示自己辉煌业绩的时候，也正是应该承担巨大责任的时候。人生四十，该功成名就了吧？假如这时候还一事无成的话，是不是对生活已经有了一丝厌倦？是不是在挫折的打压中消耗了最后一点热忱？是不是已有了放下一切顺其自然的消极？人生四十，就真的已经是船到桥头车到站了吗？就像我的老屋，在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了多少价值？就等着风雨把它自然毁坏，完成它于我父辈一代的使命？我对老屋的思念，难道就仅仅停留在对父亲的怀想层面？说实在的，对于老屋，我没有刻骨铭心的难舍。有的，也大多只是对亲情的一种眷顾。

我并不是出生在我所描述的这座老屋，在建造这座老屋的时候，我已经四岁，常常蹒跚在工地那些造屋师傅们中间，听他们说什么“弯木头直木匠”之类的行话。有一个负责帮我家据椽条的师傅，逗我说要和我比一比鼻子的长短。他先用他的大拇指放在自己的鼻子上丈量了一下，说他的鼻子有拇指那么长，然后就让我伸脸过去看我的鼻子有多长。可当我把脸伸过去的时候，他却用大拇指和拳着的食指把我的鼻子捏起来，疼得我差点都哭了。（现在我也常用这招来逗逗那些我看着都觉得可爱的孩子）很多人觉得一个四岁的小孩屁事不懂，那时候的记忆应该是一片空白。但于我来说，即使是四岁以前的很多事情，我现今也还是记忆犹新。我还清楚的记得我出生的那间屋子是坐落在一个低洼的地方，房子低矮而潮湿。旁边有一丛楠竹，楠竹边就是一条沟壑。一下大雨，我们就遭殃了。有一回，大水淹进屋里，水已经漫到了床沿，我站在床上好奇的看着，时不时还伸脚去动一动那水，当然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屁股上挨了哥哥轻轻的一巴掌。而关于我出生的那屋子的记忆，印象深刻的还有三次。一次是大人们都已外出做工，只留下比我大三岁的姐姐照看我。姐姐就带着我到屋后玩耍，不经意间我们竟然捉到了一只麻雀。于是找来麻线把麻雀的脚缚住，愉快的玩了一整天。另一次是快要过年的时候，正在我们一家人端着碗准备吃饭时，我婶婶端着一大碗满满的年猪肉走了进来。原来是她们家杀年猪了，而我们那一年正准备建造新屋，所以连年猪也没有。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猪肉，现在想来那香甜的味道都还回味无穷。再有一次是我跟在母亲的身后，一边看她在屋前的院子里往栅栏上拾掇腌渍的豇豆，一边听母亲和一个远房表婶在商谈卖她头上外婆陪嫁给她的银头绳。我工作后有一次曾问母亲当年为什么要卖掉她心爱的陪嫁之物？母亲的话里带着无比的沧桑“建房等着要钱啊！”其实我也是明知故问，我能想象得到当时的光景。

现在的这座老屋建好之后，原先的那座屋子就拆掉了。如果说我出生的老屋留给我的是童年的快乐，那现今的老屋所留给我的却更多的是淘气和伤感。我不知道当年父母亲为了建造这座屋子到底付出了多少艰辛，我只记得母亲经常念叨的一件事情。她说父亲和大哥为了建房的木料常常是一清早就从家里出发到二十公里以外的布柳河边去砍伐树木，天已经黑了才回到家来。有一回，父亲和大哥是赤着脚回来的，因为刚买的解放鞋被人偷走了。原来他们要度过布柳河到对面的山上去抬木料，于是就把鞋脱下来放在河岸边。他们宁愿赤着脚去抬木料，也不愿让刚买的解放鞋被河水打湿。在那个困难时期，很多人几年都难得买上一双解放鞋，他们实在是舍不得让心爱的鞋遭受水的浸渍。可他们对鞋的爱惜，却成全了小偷的贪念。现在母亲说起这事的时候，眼睛里常常会闪现出浑浊的泪花。我知道，她又想念他们了，因为父亲和大哥都已经先她而去。我不能想象赤着脚走二十多公里的情形，更不能想象赤着脚抬着木料走二十多公里要什么样的毅力，而且那时候我的大哥还只有十五岁。十五岁，想我十五岁的时候，正在镇里上初中（镇上离我家也有二十多公里）有一回周末从家到学校，我就只带了七斤重的米作为一周的粮食，只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我都有点坚持不住了。要不是同行的几个人帮着我拿，我真想把那米袋丢到路下去。十五岁，我儿子十五岁的时候，从我家到学校就只有一公里的路程，他也宁愿住校吃食堂不愿走路回家来吃饭。很多事，真的是没法比较，历史，也不应该是相似的轮回。

有些沉重了，写到这些的时候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说过老屋带给我的还有淘气，这淘气让我对老屋生出了一丝念想，让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困难的年代。八岁那年的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那一天正好是周日，我和母亲呆在家里。她看到我头发长了，就决定帮我剃头。母亲先找出有点生锈的剃刀，在磨刀石上磨了一阵，然后打来一盆冷水为我洗头，洗好头之后她就开始给我剃头发。也许是她刚才磨剃刀的时候用的时间不够，又或者是她磨剃刀的功夫差了一些，剃刀好像不够快。又或许是她的手有点重，这次剃头发我总感觉剃刀在我的头上移动的时候没有了往日的顺畅（我们兄弟小时候的头发大都是母亲帮剃的）。虽然也还是有一种悦耳的沙沙声，不断地有头发一撮一撮的掉到地上来。但我却分明感觉到了疼痛，时不时的觉得有一两根头发像是在被人撕扯。我不断的发出“你剃痛我了”的抗议，不断地想着逃离，可母亲却压着我的头不管不顾的继续她的工作。这样终于剃到一半的时候，母亲让我变换一下坐姿以便于她继续工作。趁着母亲让我转身的时候，我机警的摆脱了她压在我头上的手，从她的“魔刀”下逃了出来，加快脚步跑出了家门。嘴里不断地喊着“我再也不让你剃了”，一边飞快的跑着，那声音分明已经带着哭腔，但心里却很有一点胜利大逃亡的飘飘然。我满以为母亲会放下剃刀气愤的跑出来追打我。可我的身后却没有母亲的身影，也没有斥责我的骂声传来。我于是便觉得有一丝无聊，不断地摸着只剃了一半的头发，觉得很有点滑稽。当时我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假如就留着这样的怪头去学校的话，那肯定要成为学校最大的笑柄。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便又很失败地回转身，慢慢地走回家。而母亲，竟然还在屋檐下手拿剃刀微笑地等着我。看来她已经算准了我会回来，她知道她儿子的性格。

而另一件淘气的事发生在我读初二的那年春节。那是大年初二的早上，表姐领着表姐夫到我家来给父母亲拜年。在摆好桌子准备吃饭的时候，还没等客人坐下，我就迫不及待的坐在了饭桌的右方。父亲觉得我这样是不懂道理，呵斥我站起来让客人先坐，并且说我坐错了地方，右边是女客坐的，男的要坐在左边，要我换到左边来坐。我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学来的这一套男左女右的坐的规矩，他可是斗大的字也不识一个的。看来即使在最偏远的地方，只要它还是中国的领土，就无不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在农村体现得如此的根深蒂固。而我，那时正是年少气盛，最烦的就是这些所谓的陈腐礼节，这也许是我骨子里的一种叛逆吧？我当时表现得非常激动，气冲冲站起来，顶了句“一家人吃饭，爱坐哪就坐哪，哪有这么多臭规矩，我不吃了。”就跑到火炕上去烤火。父亲感觉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同时又觉得我不尊重客人，抓起放在堂屋赶鸡用的响槁就追到火炕边来要教训我。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只是想吓唬吓唬我，好让我重新回到饭桌上不至于让客人尴尬。可我却不买他的帐，看他举起响槁准备朝我打下来，我也就霍的一下站起来抓住了响槁。父亲见我竟然敢拦住他的打人工具，气得脖颈上的青筋都冒了起来，看来他真的生气了。眼看一场父子大战即将开打，这时候大哥冲了过来拦在我和父亲之间，向我朝窗口使了一个眼色。我会意的放开响槁，一溜烟从窗口逃出去了。一边跑一边想我这次绝不回家，我什么也没有做错，凭什么就要骂我而且还想要打我？我那时幼稚地坚信，只要是我认为自己没有做错的事情，任何人也不会使我屈服。我就这样带着一肚子的火气在村里到处游玩，眼看着天就要黑了，才偷偷地溜到老屋后面的那片油茶林里躲着。这时候我们一家人在到处找我了，我听着他们到处喊着我小名的声音，心里竟然有了一丝丝的快意。我当时心想：“让你们喊去吧，哪怕喊哑了喉咙我也不会应你们的。”可我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不一会我就被大哥找到了。在他保证父亲不会再打我的条件下，我跟着他回了家。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事，感觉总有一点蹊跷：凭我那时的力气，假如父亲真的要打我的话，我哪能抓得住他手中的响槁？这么想着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那充满慈爱的眼睛！

其实，老屋留在我心中的伤感远多于记忆中那些快乐的时光。假如命运能够公平一些的话，我现在应该还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兄弟情谊，天伦之乐。可我的小弟和两位兄长，还有父亲，却已远离我而去。心中的老屋，见证了我四位亲人的远离，这些不幸，让我对老屋的感情越发的淡漠，但却又没法完全摆脱对老屋的牵挂。这就像人们之于阳光，雨露，它们在带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定的灾难。人们对于阳光雨露，是既爱也恨的感觉一样。

小弟的夭折是发生在老屋里的第一件不幸的事情。小弟是在老屋建成的第二年出生的，他出生后读小学三年级的姐姐就只好被父母逼着辍学回家照看他。后来姐姐跟我们兄弟几人在一起还经常说起父母的不公，但更多的是调侃的成分，怨气已经不多了。又扯远了，看来是不想叙述这令人伤感的事情。小弟出事的那天中午，我还在学校里上课，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我当时正坐在教室里，表姐跑来对我说你赶快回家，你家出事了，接着就拉上我往家里跑。回到家时我看到小弟已经被平躺着摆在了堂屋，几位叔伯正在赶制简易的棺木准备为他入殓。我去上学的时候小弟还好好的，我还逗了他两句才出门呢。可几个小时之间，我和他竟已天各一方，我的眼泪霎时间就流了下来。老屋早已经沉浸在悲痛之中，母亲已哭成泪人，而父亲也哽咽着被几个亲戚拦坐在屋檐下。而他，却反复的想要站起来去找赤脚医生算账。父亲认为小弟的夭折是赤脚医生没有尽力抢救造成的，他甚至认为赤脚医生用错了药，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快就没气了？可在那个大集体的年代，这样没有证据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呢？后来我常常觉得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现今的医学如此的发达，尚且有病人枉死在医院之中。而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赤脚医生平庸的医术医死一两个病人，那应该是很常见的事情吧？可比医生更愚昧的民众，即使心中再有疑惑，又到哪去寻找公正的天平呢？“打掉牙往肚里咽”这就是贫穷落后，忍气吞声的普通老百姓遇事时的处世哲学。我的父亲，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伤痛之余，除了把疑虑埋在心里，他还能做什么呢？看来父亲的一生，吃了没有文化的哑巴亏够多的了。

改革开放的钟声响彻中华大地，老屋在这钟声中似乎也焕发了青春。土地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家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总算告别了原本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要靠借救济粮生活的日子。因为我大哥已经中师毕业加入了教师队伍，三哥和四哥也已初中毕业成为完全的劳动者了，并且四哥在劳动了两年之后参了军。这样一来，我家一共七口人，就有六人是劳动力，只有我在读书算是一个吃闲饭的人。这样，我们家的粮食很快就有了剩余，但在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八十年代初期，也只是解决了温饱而已。于是如何增加经济收入就成了摆在我家面前的一道难题，因而在农闲之余，三哥便踏上了外出打工挣钱之路。我想他应该算是打工族的拓荒者吧？那时我已经上了初中，记得我上初三时有一次他外出打工回来去学校看我，一出手就给了我十元，出手够阔绰的，而当老师的大哥每次来领工资顶多给我两块钱；同时我还看到他的手上已经戴上了一块在当时来说算是名牌的上海牌手表，而大哥的手表却只是一块桂花牌（看来教师的收入在哪个年代都只能是养家糊口罢了）。三哥看到我看向他手腕时那羡慕的眼光，鼓励我说：“你要认真读书，只要你考上高一级的学校，我就买一块这样的手表送给你。”我当时听了非常的高兴，仿佛自己的手上也已经戴上了一块崭新的手表。我哪里知道，这一句话，竟然成了我和三哥的永别之语！

三哥出事的时候，正是我准备冲刺迎接中考的关键时期。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夏日上午，大概是十点左右吧，我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听到老师叫我的名字，说让我出去一下有人找我。我还以为是有人帮我送生活费来，于是高兴的跑出教室。到教室外一看才知道，原来是住在镇上的舅妈。舅妈看到我出来后就让我赶快收拾一下跟她走，说我家里出了一点事情。我的心不禁一沉，冥冥中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从舅妈的表情上我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和舅妈来到了他们家。这时候舅舅已经摆好了饭菜，让我们赶紧吃了好走路回家。在回家的路上舅妈才慢慢的告诉了我实情。原来是三哥在去帮人做工结束后往家赶，路过布柳河，因为天气炎热下河游泳不小心淹在河里了。听闻了这个噩耗，我当时的腿都软了。但我却拼命的控制着，紧跟着舅妈的脚步。即使眼里的泪水在不断地打转，我也始终没有哭出声来。

二十多公里的路程也不知走了多久，我只记得回到家后，三哥已经被亲族们从二十多公里外的布柳河里打捞上来抬回了村里，并且被装进了棺材摆在了老屋旁边的草坪上。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不让三哥的灵柩进到老屋里，这老屋也曾见证了他无数辛勤的汗水，为什么临到死了，却不能在自家里享受最后的一点安逸？后来我才知道，三哥是死在家以外的地方，而且他还没有结婚生子。按我们当地的说法他就属于那种孤魂野鬼，是不能进到家里的堂屋享受正常人的待遇的。悲夫，我尊敬的兄长，你为老屋曾经奉献了一腔热血，可临了老屋却把你拒之门外。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让人世间的很多事情显得是如此的不合人情，可理由却又是多么的冠冕堂皇！我看着漆黑的棺木，眼里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像断线的珍珠般不断的滚落下来。我知道，眼前棺木中躺着的就是我那只度过了二十二个春秋的兄长，从此后他的音容笑貌也许就只有在记忆中或是在梦里才能够映现。我不能自已，长跪于棺材前久久不愿起来。我知道这是我和三哥永别的时刻，除了放声大哭之外，我已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而老屋，在夕阳的余晖中，却依旧默默地矗立在乡村的半山腰间。难道它就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内疚抑或是悲伤吗？按说它除了为一家人遮风挡雨之外，也应为一家人保驾护航才对。我想在这一点上老屋并没有履行它历史的使命，它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面对老屋，我竟然生出了这样一丝怨恨。

葬礼草草的结束，我们一家人都沉浸在一种悲痛之中，父母亲在一夜之间好像苍老了十年。但日子还得过下去，葬礼结束的第二天他们就催促我赶快返回学校。我心里面虽然极不情愿，但也拗不过他们。可我人回到了学校，心里却老是想着老屋，想着九泉之下的三哥，想着悲痛欲绝的父母，心再也没法平静下来。我常常想人的死是如此的容易，刚刚还鲜活的生命说没就没了，于死者来说这种快速的死亡也许是一种解脱，但对于活着的人却绝对是一种折磨。人的生命按说应该属于自己，可很多时候却是归属于亲人。死者长已矣，生者徒悲戚。死亡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情，可我的兄长却在他二十二岁的青春年华里抛却了父母兄弟独往天堂，这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残忍的打击。写到这里，我就想到了我这一段的生活。死亡是这一段时间我经常思考的一个命题，在我人生最为灰暗的这个时期，我也曾想过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解脱。但我最终没能鼓起勇气，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我死了之后，我爱的人会在睡梦中惊醒。

有人说时间是医治创伤的良药，我并不完全赞同这句话，有些伤痛是任何良药都无法医治的。我也不认为时间会消融一切，很多事一旦刻在了记忆的深处，不论快乐或痛苦，总会在某一个时间闪现在你的脑海，不管你愿不愿意。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老屋让我们一家人过着平静而又幸福的生活，但只要一想起小弟和三哥，我对老屋就没法生出一种真正的依恋。更何况，老屋再一次失职了，2009年7月，它亲眼目睹了大哥的远离。

大哥的离去也应该是一个意外，他才刚刚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就撇下白发苍苍的双亲和刚刚成年的儿女西去。在惊闻这个恶梦的时候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没有因生病去过医院。可命运就是如此的不公，他就只是在老屋门口摔了一跤而已，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人的生命难道就真的那么脆弱？在母亲听到他摔倒后跑出来叫喊他时，他竟然就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老屋啊，你为什么就不能离城镇近一点？假如那样的话就不至于错过了抢救的时间，大哥也许就只是做了一个短暂的梦后再一次醒来。老屋啊，你为什么就不能包容一点，用你博大的胸襟换回大哥的魂灵？当我从县城赶到老屋，面对着老屋里躺着的大哥，面对着已经双目无神的父母，我没法止住自己的泪水。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里再一次的映现出了大哥那似乎冤屈而苍白的面容。大哥的远离让我对老屋更生厌恨，我甚至不能原谅老屋，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大哥是枉死的。也可以说他是死在一种落后的医疗条件之下，一种偏僻的环境之中。听说大哥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就感觉不舒服了，他当晚就没有吃饭。第二天正好是相隔五公里远的村子赶集的日子，他于是便早早起来前往集镇上的乡村医院去看医生。也不知道医生是怎么给他诊断的，反正是开了几天的药。而大哥，在饿了一晚上，早上一点东西也没有吃的情况下，一拿到药就在那里找点开水把药吃了。中午回到家，他又紧接着吃了一次药，之后就去休息。下午四点多醒来后，也许是感觉好一点了吧，于是就想到村里的学校去看校，顺便去对面的山坡上给那块红薯地施施肥。可刚走出门口，意外就发生了，一个趔趄，他就再也没办法醒来。大哥名为老师，可在教书之余，几乎把家里的农活都包了。操劳了一生，正是应该享受的时候却撒手人寰。如此的猝死，于他，或许没有多少痛苦，但对于活着的人，尤其是父母亲，那是多大的打击啊！

大哥的丧事结束后我和四哥本来是想把父母接来县城居住的，可无论如何父亲都不愿意。叶落归根的思想已深深根植于他的骨子里，每次我们让他到县城来玩一两天他都担心自己会客死他乡无法回归故里，所以更不用说在县城长住了。他要守着他的老屋，过他想过的生活。可正当他该安享晚年的时候，灾难再一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2010年9月，当我们兄弟俩左说右劝把他从老屋接来送到医院的时候，可恶的病痛已经如影随形，再也不离开他了。我们抱着最后的希望把他送到市医院确诊，可专科医生只做了简单的临床检查就建议不用住院。“直肠癌晚期，也就三个月的时间吧！”这是医生给我们的无奈的回答。听了这样的消息，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挨过来的。我只觉得我的心好像被什么堵着，泪水很快就噙满了双眼。

父亲的一生是如此的勤劳而善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他身上几乎都可以找到。可为什么命运却让他遭受如此多的打击，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还不放弃对他的折磨？面对老屋，我常常会陷入这样的沉思，这让我曾一度怀疑老屋的地理位置有问题，但我却又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的骨子里充满着对封建迷信思想的诅咒。我不相信世上真会有什么因果轮回的宿命，我只相信很多不幸只是巧合中的偶然。可人世间，有时候却又充满着一种二律背反的哲学意蕴，比如越是老实的人就越是吃亏，越是善良的人就越是遭到命运的捉弄，越是不幸的人就越是倒霉等。而我又常常觉得，人的不幸之中，往往又暗含着一种始作俑者，它甚至是可以触摸得到的东西。比如说浮躁的心，粗心大意的言行或者是愚昧无知的思想等。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就觉得父亲的不幸和他所处环境的偏僻，交通的闭塞以及思想的保守落后有着极大的关系。

父亲在他生命弥留之际的最后三个月里，躺在自己建造的屋子中，每时每刻都在忍受着剧痛对他的打击。我想这短短的三个月，远比他所走过的八十个春秋要漫长得多。但无论疼痛如何的剧烈，父亲的意识是清醒的。很多时候，他都尽量地在压制着自己的呻吟。而到夜深人静，等他认为我们睡着的时候，他痛苦的呻吟就会加大一些。但也还是有所克制，他以为这样就不会影响我们的休息。其实，我们照顾他的人又哪里睡得着呢？父亲一生都在为别人着想，他不想拖累别人。在他从县城回到老屋之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间的时日不多了。他觉得自己每多活一天，就是多遭受一天的罪孽。所以在某一段时间里，他曾经想过用喝酒的方式来让自己一醉不醒。可这样试了两次之后，他不再做这种无谓的尝试。他知道酒非但不能让他长醉不醒，反而会让他更加痛苦。接下来他又想到了另外的方式，竟然偷偷拿出四十年代末私藏的一小撮烟土说是止痛药让我们喂给他吃。那一次他足足昏睡了四天，有五天水米未进。我们都以为他再也醒不过来了，正在悲伤的时候，第五天早上他却又喊着要吃东西了。生命有时候很脆弱，有时候却是如此的顽强，这对父亲来说残忍得近乎讽刺。当父亲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并且知道他如果真是用这样的方式走了会给子孙留下极不好的话柄的时候。他不急着想到死了，他用他最后的毅力勇敢的活着。

我的心一直矛盾着，我既希望父亲能活得更为长久，但又不愿看到他那么痛苦的饱受煎熬。人的一生常常会陷入这种两难的境地，有时候坚持与放弃竟然是那么的难以选择。父亲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他躺在老屋的厅堂中咽气的时候，我似乎听到了老屋如释重负般舒气的声音。老屋啊，你是否以为自己已见证了人世的沧桑，就摆出了一副看破一切的无谓神情呢？

看着窗外阴霾的天气，我似乎又看到了风雨中那千仓百孔的老屋，那屋瓦的沟壑如同父亲额上的皱纹一般，清晰而又模糊。别了，我心中的老屋！即使你已经刻在了我的心上，我还是要向你挥起我沉重的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