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一

在那个巴掌大的村子里，我和红都住在那里，早沐朝露，晚浴炊烟。在同一条东西方向的不怎么宽阔笔直的街道上，他住村西，家临旷野；我住村东，临河而居。在那一年的九月份，我们同时上了一年级，常常地，抱着小板凳，一个村东，一个村西，相向而行，到位于中间主大街的极其简陋的学校上学。

又高又瘦，金鱼眼，脸上长满苍蝇屎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红的叔叔。在我们惧于老师的威严，担心老师的眼珠子瞪出来的时候，红不害怕，再加上红的嗓门音高、粗矿而辽远，就理所当然地跳过海选直接晋级班长了。红很有威信，老师不在的时候，他拿着粗粗的教杆教室里转上几圈，教室里就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得见。但他绝不以权谋私，仗势欺人。红其实很调皮，下课非打即闹，不过都是些游戏，不属于那种欺凌弱小的格斗，和盛气凌人的霸道。一上课就规矩起来，尤其课前的起立达到了登峰造极，一下子就把人的情绪调动起来了。你看他挺直了腰，鼓着胸，头向上微扬起，胳膊也像参与了使劲般地架起来，有点像跳芭蕾的形象呢，大嘴一张，随着粗、尖、高的声音一冒出，那脸就涨得彤红了，脖子上的青筋绷得像小拇指那般粗，并一直持续到拉着长音喊完“立起——敬礼——坐下——”这声音传到很远，不光别的年级能听到，就连在校外也能听到，扛着锄头下地的老农每每听到这样高亢的声音，像听了义勇军进行曲，霎时增强了斗志。从此，红的嗓子变得更粗更沙哑了，我怀疑是喊起立的缘故，他好像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

一直挺羡慕红。在那个从东头能望到西头，从南头能望到北头的巴掌大的村子里，他的家境无疑是最好的：父亲是公办教师，在另一个村子教学，有一个姐姐，叫青，据说是双胞胎，母亲是个高高瘦瘦的老早就盘起鬏的说话吴侬软语的女人，怕踩死蚂蚁似的步履，忧伤的眼神，暖暖的话语。像我这般大生在农村的，大多兄弟姊妹四五个，父母当小狗小猫养活着，会爬时吃过鸡屎，会走时跌得遍体鳞伤，会跑时能看弟妹，紧接着就是做家务了，哪一个受过捧在手心里的娇宠？看到红的母亲对孩子润物细无声的疼爱，馋地要死。很多人都喜欢红，他热情，活泼、开朗，乐于助人。有一双很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像洋娃娃的眼睛，透着调皮和可爱，比他叔叔语文老师的金鱼眼好看多了。有一次调位调到跟红同桌，便禁不住地砰然心动，为不失女孩子的矜持，又假装不理他，十岁大的小屁孩竟有这种心思，自己也搞不懂，也挺迷惑。也害他迷惑一天，最终憋不住问我，他哪儿得罪了我。我还装什么呢，不能再装了，毕竟是孩子，便把那种兴奋一股脑儿的倾泻了。这才发现，作假也很痛苦，很让人抑郁的。怪不得红每天都很快乐，很放松，因为红很真实，不空泛。红很聪明，数学不怎么学就能很好，还经常得满分。这让教语文的爸爸和叔叔很是郁闷：自家的东西怎么就搞不好呢？我却正好相反，语文常得百分，数学里那些讨厌的数字一会儿加在一起，一会儿又减掉，麻烦的很。与红同桌，找找互补的感觉肯定不错，红的叔叔恐怕也是这么想的吧。我不懂了问他，他不会了问我，好像也找到了一点学习的激情。做作业的时候，为了省事、快捷，我抄他的数学，他抄我的语文，互补的结果叫人大跌眼镜，他的语文更差了，我的数学更坏了。

二

小学在迷迷糊糊中匆匆而过。我和红一同考入镇上的中学，还是同班，他的姐姐青在另一个班，红不再是班长了，嗓子却依然粗哑。后来听青说红的嗓子经常发炎，就一家人陪着到县城医院切除了扁桃体。在农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切除过扁桃体，扁桃体是个什么东西也并不知道，反正就知道红做了一件很时髦的事。羡慕他有扁桃体，也羡慕他能切除扁桃体。孩子们就很想上县城的医院住上几天或做个小手术，被人呵着、护着、伺候着。泥土里滚出来的孩子天生硬实，却偏没有这样的机会。

红与青从来都不一块儿上学、放学。红和男孩子们在前边疯，青在后面瞪着眼、瞥着嘴，很不屑地和女同学说着红在家里自私、淘气、爱显摆之类讨厌的红的话。青的眼睛也很大，真像双胞胎呢。红听见了也不在意，做个鬼脸，笑得更开心。听大人们讲，红的父母不会生育，便抱养了红和青，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双胞胎，当然红和青是不知道的，这是大人们私下里咬的舌头。红有时候抱怨自己的名字是跟姐姐的叫错了，红是女孩子的名字不能用在男孩身上，但看得出，他只是说过笑过而已，那抱怨里有快乐、有玩笑、有俏皮，有温暖、有幸福。

上了中学的红比小学时更活跃了，长了文化也长了见识而变得更加幽默。他经常在课间讲一些笑话，一些生活中的自己亲历又被他演绎了的笑话，逗得同学们捧腹大笑，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往往别人笑完了，他还没有收住。红上学时经常碰到一位拾粪的大伯，而每次碰到都是大伯老远地充满爱恋和娇宠地喊：“红，上学去呀！”，红就高兴地蹦蹦跳跳：“啊，我上学去了，你拾粪呀！”。有一次，红碰到大伯，大伯正弯腰专心拾一堆好大的牛粪，还没有看到红，红好像又听到大伯的问话就条件反射般大声说：“我上学去了”，把大伯吓一哆嗦，“啊，拾粪，拾粪”。把同学们笑得直淌眼泪，想必是越回味越有意思，上课了还有人笑出声来。上学拾粪的笑话也因此被传说了好一阵子。还有一次，红在路上遇到语文老师，因语文不是很好，见到老师不免紧张。那时候我们喊老师不喊王老师或张老师，教语文的喊语文老师，教数学的喊数学老师，反正教什么就喊什么老师。红见到语文老师一紧张，本来想说语文老师好，出口竟成“语文好“，老师一愣，继而笑了，红也吐吐舌头灰溜溜地跑了。红就是这样，每天都有笑话讲，或许内容已被演绎，情节也被包装，但从这些有声有色的笑话里，我们看到红很阳光的内心。

有一年，电影《少年犯》在我们那里上演，很轰动，特别是主题曲听来催人泪下。影响力不亚于不久后的《少年壮志不言愁》。那时电视机、录音机很少，红不知怎么就学会了，没事就哼哼，连我们这些五音不全的也能哼出那句“妈妈呀……妈妈呀……”的调子了。在一次校办的文艺节目上，红粗矿、高远又略带沙哑的嗓音把这首歌演绎的激扬、悲戚、动情到了极致，泪水伴着掌声长时间的洒在会场上。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没有扁桃体并不能影响什么，反而声音也能有这般的磁性，好多同学就扬言将来也要切掉扁桃体。红因此成了校园里的名人，连走路都带着唐老鸭的架势了。有些女生就对红展开攻势，不是暗送秋波就是偷传书信，一度掀起粉丝追捧明星的热潮。红也是凡心肉体，怎禁得住这样的“狂轰滥炸”，终于众里寻她，真的有了一个相好，飘渺在少男少女朦胧的爱意里，成绩也每况愈下了。

三

初中毕业那年，红就随父农转非了。就是不管成绩好不好，都是城市户口了，找个工作干干，花着国家发的工资，吃着大米、白面，把我们羡慕地肠子都疼。在我到县城上高中的时候，红就招工上了工厂，当了一名让人嫉妒的工人。我们这些转不了非的，在羡慕红的同时，不得不努力啃噬书本，期待能扭转命运，超越父辈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农转非一下，有像红一样的前程。

几年后，听说红的工厂倒闭，红和妻子双双下岗，无奈之下，两人把孩子扔给老人，南下成为打工一族，便听不到红的任何消息了。我想，凭着红的聪慧、开朗和乐观，定能生活的幸福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