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欲向求官欲的演化——知识分子的蜕变

2011-06-12 00:48 | 作者:千年果 | 散文吧首发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什么是知识分子?”,当时是慨叹近代知识分子的蜕变。那篇文章没有深讨,因为这个话题较大。本文再次说到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先瞰一下历史上知识分子嬗变的足迹。

(一)

在古代,因生活水平所限,获取知识、成为知识分子的途径很窄,往往都集中于有钱、有闲阶层。因为这个原因,那时的知识分子都很“金贵”,很受尊重。知识分子本身因为社会的期盼,也演变出了一种承载道义的天职,尤其是先秦时期,秋战国最为典型,要不然那个时期不会诞生出圣人孔子,诸子百家,也不会在各国政治舞台上冒出那么多策士谋臣。因天意使然,那时有知识、有思想的学子穿梭于列国之间,各为其主;以识明君,以论治国,是知识分子最为权重和得意的时期。那时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阶衔——士。士不同于王侯贵族,却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这些士一般都有忧国忧民的胸怀,史学家顾颉刚称之为“国士”,又要有高雅的情操和风度,费通先生称之为绅士。不管前面冠以什么修饰,对于士,很多史学家都有探讨。吴晗认为“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四者是一个东西”;余英时认为“士就是知识人”,当今的学士、硕士、博士就是沿袭古人对士的称谓。那个时代给士赋予了强烈的社会责任和精神道义,如同孔子所说:士志于道——道,是天地间的正气;志于道,就是有志于追求真理,简称“求实精神,求是精神”。后人的士风、士节、士志、士义皆是古人对士的道德要求,士可杀不可辱、士为知己者死,壮士一去不复返……等等高尚观念都加于士的身上。

至封建社会,由于中央集权制的实行,士的地位遭到贬低和剥夺,在新起的四民社会,士、农、工、商的排列中士仍属于首位。这说明士群的知识不仅仅是手艺的掌握(如农工商等),士仍以其“志”而不同于其它有术之人。因为“学而有志”,封建社会为这些人敞开了科举之门,让他们进入官场施展宏图。由于封建专制的腐朽性,“权就是法、权就是真理”和黑暗的官场倾轧扼杀了士的政治生涯,有志之士有时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更别说弘扬道义。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士发生了明显的蜕变。他们发现了在腐朽制度面前士风士节的“不合时宜”,而另一条“阳关大道”就是与之反调的“卖身投靠、曲意迎逢”,厚黑学开始泛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时的士风士节除了在一些民间隐退的士人中尚有保留,政坛中的“士志于道”只剩下一个躯壳和口号,大量志士仁人的悲剧不断上演。尤其到了清朝,封建的特权制、等级制让士人们口称奴才,长跪不起,礼仪扫地,这还不包括文字狱对士人的加害。士人们的待遇从先秦时期的求贤若渴、相敬如宾、坐而论道演化成等同于畜生是文明的悲剧,是封建特权制度的必然产物,这个代表社会先进文化群落的沦陷,也决定了古华文明的必然落伍和挨打……。

——在这里可做一个总结:封建专制是我国知识分子发生蜕变的直接原因。

(二)

到了清末和新民主主义阶段,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封建体制走向末路。如同春风唤醒大地一样,我国的知识分子忽然获得新生。我们看一看在那一时期奇迹般的冒出那么多的仁人志士——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严复、孙中山及同盟会成员,还有我党的创始人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等,就知道封建专制的推翻对于“士志于道”的唤回是多么重要。后期滚滚而来的文艺繁荣——鲁迅、巴金、曹禺、茅盾、郭沫若、老舍、田汉、夏衍等创作的时代作品,也是这个时期盛开的“士风”花朵。曾有很多文章讨论过这种现象,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会爆发状的新生出那么多的“高士”,而后期不但没有这种现象,已有的“高士”也名存实亡,在这里我们再次探讨一下封建遗风对士志的扼杀。

(三)

解放后,对知识分子的“士风士节”影响最大的历史阶段有两次:一次是十年文革,那是文化灾难,这里不谈。再一次就是近20年来的腐败猖獗。腐败的本质是当权者特权盛行,缺乏监督,随心所欲,历史再次上演将“士风士节”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年代,但形式已经不同。有人要说我党对知识分子不尊重,那不是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后,因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党对知识的尊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这一点已被腐败者玩弄。我国现存的高等教育制度分为普通高考、电大、函大、成人委培等多种形式,腐败者利用成人教育、后续教育等途径顺利地拿到不同等级的文凭。大学毕业后的就业也是腐败者权钱交易的机会,在这里莘莘学子更为不平,很多人开始怀疑艰辛的求学之路值不值?我见到过两种典型的例子:一个是一位矿老板的十几岁的孩子,中学没毕业就跟上他一天到晚在矿山混,成天扛个鸟枪打猎,一次喝酒才知道该花花公子是北大分校的成人委培生,其作业有人做,论文有人写,答辩有人替,再过一年就该拿文凭了——北大毕业生!还有一个是私企老板,他的孩子还没上完中学就放在自己旗下,让先学“本事”,说文凭以后再弄——好弄!这里所说的“本事”,也主要是结识权贵,权钱交易厚黑学问,很多达人把此当做孩子的“必修课”,这些直接摧毁士风士节的小人“功课”被越来越多的人信奉。当有人谴责这种投机行为时,私企老板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要谴责我们?那些达官贵人呢?他们利用教育腐败和手中权利,把此事做的更便利,更简洁。我们还要花很多钱,还要求人。

我们的一些干部利用权力和教育部门互利,经常达成一些潜规则和默契:去受教育的人有部分是“空头”——只掏钱,不上课的。必要的场合都有人顶替;也有人委托本单位受教育的人替他们做作业,写论文,做答辩。很多人靠此,文凭不断攀升,目标渐渐地变了——他们仍利用权钱交易,让学校以他的名义培养研究生——他为“导师”,学校为利,各图所得。这个未传授一个字的官员慢慢的成了硕导、博导。很多人至此雄心陡增,继续利用权力和经费,开始“参加”国家大项目的研究,赢的署名权,慢慢的成了省内专家,国内专家,继而向院士“进军”……。。

现在的教育腐败、科技腐败已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很多高校都有“对口”的博士培训班,被谑称为权贵们的博士文凭“批发站”和“官”学者的培养基地。很多国家大型科研项目为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都主动为官员们署名;还有些研究项目是由地方政府和部门“自己”出的钱,更要署名。官员一个电话打过来,命令手下业务干部停下手头工作,赶快写一篇论文,自己马上要用,或发现谁有一篇较好的论文,托人“带话”过去,要署名第一作者。更多的是卖身投靠的“学者”直接把领导署为第一作者,献出自己的作品,领导详装不知,有情后补。现在的“专家”队伍有很多是行政领导出身,专业文凭是后期成人教育弄到的,自己从未干过业务,或者仅有过很少的管理经历就混倒了专家位置;还有一些以前干过业务,后来在管理位置侵占了很多学者的劳动,成了专家。但不管哪一种,他们“先天不足”或已经生疏业务多年,当他们以专家身份评审或建议某一份科研、生产成果时,其意见往往外行或过时的可笑,按规定被审者必须修改,愣是将高水平的探索拖回到低水平窠臼,事例数不胜数。可悲的是专家组中来之第一线和长期业务积累的人少之又少,专家资质的获取过程也充满着官学交易、论官排序、从上而下的轮序现象,基层真正的业务高手晋升为专家很不容易。在高级人才中历来有“朝廷高手”和“江湖高手”之说,许多朝廷高手有“衔”无能,江湖高手有能无“衔”,这都是那些官方学者对职称评定的垄断和豪夺所致。我国正高级职称的专家和院士人数倍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总和,但世界级科研成果不及人家的十分之一,当全国民众大骂我国的高级人才都是些白吃干饭的蠢货时,他们还不知道我国的“专家”队伍是这样一个结构组成,我国政府的特发的知识分子津贴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这些人在领取……。

“官学者”是我国知识界独有的现象,水平和职称分家是它的主要特征,以致国外根本不承认我国官方评定的各种职称和学位。在国外3年不从事专业就收回行业职称,进入行政部门就得放弃专业资质,“又得专家又得官”对于个人是名利双收,但对于国家是一种延误,对行业的正常发展是一种破坏,对知识界是一种践踏,也产生了我国独有的低水平学者主导高水平学者研究思路、研究方向的怪事。

(四)

我们再回到“士人”的讨论。

各行各业都有其“术”,“术”产生了专业学问,专业学问产生了能工巧匠,四年本科、三年硕士、几年博士连读下来,高级职称拿到头,是不是就成了知识分子?——我被自己问住了。那些身居高位,拿到了院士头衔的官学者,肯定不是!那么其它一直唯唯诺诺、冷漠看世、吃专业饭的学者呢?我认为他们不信仰“士志于道”,不具备士风、士节、士志、士义,他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术人,匠人,而不是士人。我们回看上世纪60年代初,“两弹一星”的奠基时代。那时正值最困难时期,物质供应极度贫乏,陈毅外长有次去核基地视察,看见那批高端学者在正在吃窝头咸菜,就感慨地问:“你们就是吃这个,搞原子弹?”因为要赶时间,那些学者每天要工作12-14小时,没有休息日,同行间也没有职称和待遇的差别,只有压在手头的分工和责任,但他们坚定的信念和忧国忧民的意识使那支团队无坚不摧,走向成功——现在回看这些人,回看历史上那些忧国忧民、上下求索的先哲,就能辨识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士志于道,士风士节。现在这样的人还有吗?——仍然有,但不多了。这些书呆子对身边的官场信息、升迁契机非常迟钝,却敏锐地观察专业上国际领先研究的发展动态,关注我国的科研状况,症结所在,忧人民之忧,痛国家之痛,不惜直言犯“上”,牺牲“前程”。他们之所以快绝迹了,是因为腐败之风敞开了投机的大门、名利双收的官学者现象对该群落的诱惑、官学者对他们“前程”的警觉和排挤、对成果的侵占和豪夺……。。世俗对士人已轻视到什么地步?——有次在网上看到温总理、朱镕基总理的自勉警句,竟有很多“知识分子”说他俩是理想主义者,是谭嗣同;很多人认为士志于道的人都是悲剧性人物,不合时代要求;在当今要做生意就要权钱结合,要想做学问就得官学结合。因此很多人很早就放弃业务进取,选择了封建社会时蜕变士群的卖身投靠、曲意迎逢的“进取”路线。有次讨论国土规划——一块低产农区要不要退耕还草,反驳的人不是科学地论证,而是“提示”这一块地方的开发是某某领导的亲自批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很多时候不能彰显,要让位于权力……。历史惊人地再现这一蜕变潮流是因为封建遗风的肆虐。腐败的本质不是其它,是特权在猖獗,是人治在肆虐,是潜规则盛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的猖獗对教育和科研阵地实施了惊人的改造,这两块地方原本都是相对神圣的“净土”,是士群固守“士志士义”的地方,但现在已明显蜕变,一个向来怀有治世理想、倡导道义精神的精英群落——士群,开始走向分化和陨灭。有次我在网上看到2010年全国高校排座次,浙江大学已排到了北大、清华之前,还有很多高校的综合打分已非常逼近,因此一些人预言北大、清华将失去辉煌。我看后沉思良久。因历史原因,北大、清华有着明显不同于其它高校的文化血脉:北大学生有着强烈时代责任感和忧国忧民意识,清华学生有着执着的产业报国、科技报国之心,这在国家发生动荡时尤为明显,其它学校有吗?多搞了几个研究项目,就排到北大、清华前面了吗?北大、清华拥有的士志士义遗风,其它学校有吗?现在的知识分子,除了术人、匠人、职业官僚之外,士人还有多少?

(五)

毫无疑问,在任何国家,知识分子群落都是精英群体,他们规划者这个国家的强盛兴衰,历史走向,但这个群落绝不是高级匠人和职业官僚组合体,而是一个坚韧不拔的文化先驱,精神集团。它的明显蜕变一般都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回想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种百花盛开、高士并起的年代,我们仍然可以套用那个结论——封建遗风,是导致知识分子发生蜕变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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